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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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書影(明刻本)

  《詩經》漢語拼音:Shijinɡ;英語:Book of Songs),十三經之一,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簡稱《詩》,或稱“詩三百”。西漢時期將它正式奉為經典,才稱為“詩經”,并沿用至今。《詩經》收錄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公元前11世紀至前6世紀)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分為《國風》、《》、《》三大部分。其中的《國風》是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共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于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又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另有6篇“笙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只存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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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詩經》的來源和編集 《詩經》作品的來源主要有:一是“采詩”,周朝有稱為“行人”的采詩官,負責采集民間歌謠,由稱為“太師”的樂官配好音律,給天子演唱,以供朝廷考察風俗民情和政治得失。由于采詩由官府主持,并得到各諸侯國的協助,所達到的地域相當廣闊,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來。二是“獻詩”,周朝公卿士大夫或出于諷諫,或出于歌頌,要向周天子獻詩,并形成獻詩制度。此外,還有些詩是下層貴族和小官吏的抒憤之作,被從民間搜集來集中到太師手里。至于那些敬神祭祖和反映宴飲內容的詩歌,當是巫史等職官和有關貴族的奉命之作。

  《詩經》的編集成書,漢代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認為是經孔子的刪訂。這個說法影響很大,但有資料證明,孔子時代已有《詩經》的集本。一些學者認為,說孔子對“詩”曾經作過“正樂”的工作,那主要是整理《詩經》的樂章,使《雅》、《頌》與所配音樂相一致。《詩經》的真正編訂者是周王朝的樂官太師和一般樂工,可能最初搜集的古詩數量很多,整理編選其中一部分作為演唱和教詩的底本。

  本來,《詩經》與音樂、舞蹈密切結合,《墨子·公孟》有“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之說。只是由于春秋戰國的社會動亂,樂譜、舞姿難記而失傳,而只剩下歌詞,就成為現在所見到的《詩經》。

  《詩經》中的許多篇章,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長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尤其是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中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橫征暴斂,攻伐兼并,勞動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詩經·國風》中的許多詩篇就反映了這一時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達了人民的不滿、怨憤和反抗情緒。如《魏風》中的《伐檀》,寫一群伐木者邊勞動邊歌唱,對不勞而獲的奴隸主領主們作了憤怒斥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碩鼠》更痛斥那些剝削者為大老鼠。《國風》中還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勞役和兵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如《唐風·鴇羽》寫沒完沒了的“王事”迫使人民無法從事農業生產,贍養父母。《魏風·陟岵》寫一行役者望鄉思家,回憶起父母兄長的囑咐,叫他自己當心,不要死在異鄉。《邶風·擊鼓》、《王風·揚之水》等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伴隨著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現離人思婦之作,士兵們厭戰思家,妻子們懷念征人。這一類作品有《召南·殷其雷》、《衛風·伯兮》、《王風·君子于役》、《豳風·東山》等。《東山》寫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滿還鄉時心情。他想到家園可能已經荒廢,心里感到悲哀,但是他仍執著地懷念家鄉,深沉感人。      在《國風》中以戀愛婚姻為題材的民歌數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現熱戀的歡樂,有的表現相思之苦,都顯示了古代人民單純開朗的性格和純潔質樸的心靈。如《衛風·木瓜》、《鄭風·萚兮》,表現了青年男女兩無嫌猜、和諧歡樂的愛情;《鄭風》中的《狡童》和《褰裳》寫熱戀中的女子對情人的戲謔,顯得幽默而風趣。另外如《邶風·靜女》、《鄭風·溱洧》、《鄭風·風雨》、《王風·采葛》等,寫愛情中的各種表現和心理變化,都十分真摯動人。而象《邶風·谷風》、《鄘風·柏舟》、《衛風·氓》、《王風·中谷有蓷》、《鄭風·遵大路》諸篇,或者反映了婦女被遺棄的悲慘命運,或者描寫了她們敢于爭取自由婚姻的斗爭精神。其中的《氓》可稱為代表作。詩中女主人公是一位棄婦,她訴說著自己當初如何鐘情于一位男子“氓”,婚后又如何勤勞賢惠,而那個“氓”卻不久就拋棄了她。詩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決絕。      勞動詩歌也是《國風》中重要的一類,象《周南·芣苢》,是婦女采集車前子時所唱的歌,詩篇以簡單的語言,簡單的韻律,唱出了勞動的歡樂情緒和熱烈氣氛。又如《魏風·十畝之間》,寫采桑者勞動將結束歸家時的高興心情。《豳風·七月》更是一篇內容豐富的農事詩,詩中不僅敘述了農奴們全年的辛勤勞動,而且還反映了他們忍受奴隸主經濟上的掠奪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國風》中還有些揭露、諷刺諸侯荒淫無恥的作品,如《邶風·新臺》、《鄘風·墻有茨》、《齊風·南山》、《陳風·株林》等等。這些詩針對奴隸主貴族的丑行,作了尖銳辛辣的抨擊。衛宣公把兒子的新娘占為己有,《新臺》篇里就將他比作一只癩蛤蟆。齊襄公淫其妹,《南山》篇里就將他比作一只雄狐貍。      在《雅》詩里,有一部分是貴族祭祀用的樂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豐年的樂章,中間描繪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至于《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諸篇,則頌揚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歷史功績,中間有一些神話傳說,曲折地反映了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采薇》、《出車》和《六月》寫周宣王時對狁的一些軍事活動。到了西周后期,統治階級日趨腐朽,各種社會矛盾加劇,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雖為貴族統治集團中人物,卻反映了政治混亂和社會動蕩的現實。代表作有《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蠅》,《大雅》中的《民勞》、《板》、《蕩》等。      《小雅》里也有少數民間作品,如《苕之華》、《何草不黃》,或寫饑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和《風》詩的風格完全一致。

  《周頌》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歌辭,用典重的詞章歌頌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孫。其中有幾首寫到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可以從中了解西周初年的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的重要史料。《魯頌》是魯國貴族用于宗廟的樂章。其中《泮水》、《宮》二篇是臣子對國君的歌頌,有許多夸張的描寫。它對漢大賦的形成,曾有影響。《商頌》是宋國貴族用于祭祀祖先商王的頌歌。如《玄鳥》、《長發》、《殷武》等篇,描敘商民族在開國時期經過艱苦斗爭,終于成就大業,雖屬歌功頌德,卻頗有宏偉氣象。

《詩經》的來源與編集

    關于《詩經》編纂成集的過程,有種種說法。據秦 漢時期一些典籍的記載,《詩經》作品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周朝廷設有專門采集民間歌謠的官員,稱“行人”,他們四出采訪、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風俗、政治得失。采詩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諸侯國的協助,所達到的地域相當廣闊,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來。二是周朝還有“獻詩”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種場合要給天子獻詩。《詩經》中的不少“雅”詩,就是這樣匯集到一起來的。

  有一種說法認為,《詩經》曾經過孔子的刪訂。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刪詩之說基本上不可信。《詩經》經多人長時期的收集整理,大約在公元前 6世紀中葉最后編定成書,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論語》中,孔子曾多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所看到的《詩》和現存《詩經》的篇目大體相同,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請觀周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也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那時孔子年僅 8歲。至于《論語·子罕》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話,這只是說明孔子整理校訂過舛誤的《詩經》樂曲。

  《詩經》中的詩當初都是配樂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三者結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說:“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儀禮》、《周禮》、《禮記》和《國語》里,也分別提到《詩》可以用籥、管、簫等樂器演奏;魯國樂工也曾為季札演出過“風”、“雅”、“頌”各部分的詩。這些都說明《詩經》在古代與音樂、舞蹈有密切關系。只是經過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動,樂譜和舞姿失傳,只剩下歌詞,就成為現在所見到的一部詩集。

  關于《詩經》的編排分類,前人有“六詩”、“六義”、“四始”的說法。《周禮·春官·大師》中說“大(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在《毛詩序》(見《詩序》)里,把“六詩”叫做“六義”。對這兩個名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以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的解釋較有代表性。他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他認為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這看法被長期沿用下來。至于《毛詩序》中又把風、小雅、大雅和頌說成是王道興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則是出于封建禮教的觀點對《詩經》所作的曲解。

  《詩經》中的“風”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大多數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風”又分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 檜、 曹、豳等15《國風》,共 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 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于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又分“周頌”31篇,“魯頌” 4篇,“商頌” 5篇,共40篇。《詩經》各部分的產生時間,一般認為“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產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東遷之初,“國風”中除有一些西周時期的作品外,多數篇章以及“魯頌”、“商頌”的全部都產生于春秋時期。就具體篇章說,產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等,它們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詩,其原始形態在武王伐紂之前可能就已存在。產生年代最晚的是《陳風·株林》,內容是諷刺陳靈公的,當作于魯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詩經的開篇

  詩經里開宗明義的第一首詩歌是《國風·周南》中的《關雎》。這首詩是一首愛情詩,描寫了兩個青年男女互相思念的美好愛情,近代學者有此一說,然詩中根本沒有一句談及女子對君子的思念;另有一說,單從詩文來看,不難發現,詩中著力描寫君子對窈窕淑女的日夜思服之情,處處可見,好似詩中先以睢鳩這類長情鳥關關和鳴起興,接著開門見山, 曰:“既有外在美,也有內在美的可人兒”一句點明題旨——情詩,敢問彬彬君子怎不望而悅之! 從古如斯,前人之所以把這首情詩置于開篇,當然有其自身之理,大概是由于愛情本是萬物繁衍的重要因素(根源),這么一說,多少年來眾說紛紜,引起了學人許多大膽的假設和爭論。下面是這首詩的原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詩經》的體例分類

  關于《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 風、雅、頌

  《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風”本是樂曲的統稱。15組國風并不是15個國家的樂曲,而是十幾個地區的樂曲。國風有十五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檜、齊、魏、唐、秦、豳、陳、曹的樂歌,共160篇。國風是當時當地流行的歌曲,帶有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說,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大多是民間歌手,但是也有個別貴族。“風”在此可以指民間詩歌。

  對于《雅》的認識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把這種音樂看作“正聲”,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樂的區別。也有人說“雅”與“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稱呼。還有觀點認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樂。《雅》共105篇,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內容幾乎都是關于政治方面的,有贊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情詩。“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

  《頌》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贊美治者功德的樂曲,在演奏時要配以舞蹈。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其中《周頌》31篇,一般認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時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魯頌》4篇,認為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于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頌”在此可以指宗廟祭祀詩歌。

賦、比、興

  “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賦”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比”托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興”托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

《詩經》的思想內容

  《詩經》寫于公元前11~前6世紀,但它反映的生活卻遠遠超過這個范圍:上至神話傳說時代,下至春秋,這個時期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周代社會的各個階級、階層,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乃至人們的精神和心理,都作了全方位的形象的反映。它以其特有的豐富性和廣泛性成為那個時代的一部百科全書。

  民族史詩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緜》、《皇矣》和《大明》等5篇詩歌,以簡樸的筆觸記錄周民族發祥、創業直到滅商和建立周朝的歷史。《生民》帶有神話色彩,敘述周民族始祖后稷神奇的誕生和發明農業的歷史傳說。后稷發明農業,實際是周民族自己對農業偉大貢獻的寫照。把自己的發明歸于神,表現出對這一偉大發明的自豪和贊美。《公劉》敘述周人在公劉率領下,由邰遷豳以及在豳地開墾荒地,營造居室,建設家園的歷史。《緜》敘述古公亶父率領周人由豳遷岐,劃定疆界建立城郭的歷史。《皇矣》寫文王伐密、伐崇,發展壯大周民族的偉大功績。《大明》主要描寫并贊頌武王伐紂推翻殷商統治的輝煌勝利。這5篇詩歌,神話與歷史、想象與真實相交融,以鮮明的形象和故事比較完整地再現了周民族歷史上由野蠻到文明的歷史進程,其時間跨度超越千年(公元前21~前11世紀),并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形態(由原始社會到階級社會),生動地表現出民族史詩的特征。

  農事詩 周人以農立國,重視農業,以農耕文化為背景的農事詩較發達。按內容,農事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描繪農奴生活為主,如《豳風·七月》敘述農奴一年到頭無休止的繁重勞動和饑寒交迫的生活,真實地反映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另一類以敘述農事過程以及有關的宗教活動和日常生活為主,如《小雅》中的《楚茨》、《甫田》、《大田》,《周頌》中的《臣工》、《豐年》、《載芟》等。這些詩歌具體敘述了從春種到秋收的農事過程和豐收的景象。周人對于自己在農業上取得的成績充滿了自豪,贊美之情溢于言表。在對與農事有關的日常生活敘寫中,特別強調人際關系,如賓主之間、長幼之間的和諧和美滿。這兩類農事詩合在一起,也許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周代社會的真實面貌。

  戰爭詩 戰爭詩是指以戰爭為題材,直接反映戰爭或圍繞戰爭而展開敘寫的詩歌。按內容,戰爭詩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反映周天子對外戰爭的詩歌,如“大雅”中的《江漢》、《常武》,“小雅”中的《采薇》、《出車》和《六月》等。宣王時代,四夷入侵,周朝興正義之師,進行了反侵略的正義戰爭。作品表現出征將士英勇抗擊侵略的愛國精神。雖然是直接反映戰爭,卻從不描寫廝殺和格斗,而更多的是渲染車馬旗服之威、軍行紀律之嚴以及凱旋的盛況,體現了崇德義,重教化,不戰而勝的軍事思想。《采薇》表現士兵勇赴國難,馳騁疆場,又顧念家室,幽怨縈懷的復雜心情。另一類是反映諸侯對外戰爭的詩歌,如《秦風》中的《無衣》,表現慷慨激昂、團結互助、英勇抗敵的愛國精神。可以看出,戰爭詩不但寫了戰爭,更寫了人們的思想、精神、感情和心理。

  怨刺詩 西周末年,王室衰微,政治黑暗,社會動蕩,出現了大量的反映喪亂,針砭時政的怨刺詩。怨刺詩數量較多,如《魏風》中的《伐檀》、《碩鼠》,《鄘風》中的《墻有茨》、《相鼠》,《齊風·南山》,《陳風·株林》,“大雅”中的《民勞》、《板》、《蕩》,“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這些詩歌,或揭露嘲諷剝削者的不勞而獲、無功受祿,或抨擊統治者的腐朽黑暗、無恥丑行,無不寓寄著強烈的怨憤。“大雅”中怨刺詩的作者社會地位較高,有的本身就是公卿貴族,其詩憤激中多有憂慮和勸諫。“小雅”中怨刺詩的作者在統治階級中地位較低,其詩憤激中多有不平和哀怨。《國風》中怨刺詩的作者多為勞動人民,其詩憤激中多有憤怒和指斥。

  婚戀詩 婚戀詩是指以戀愛、婚姻和家庭為主題的詩歌。這部分詩歌也較多,在《詩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除少數幾篇在“小雅”中外,絕大部分都在《國風》中。這些詩歌內容豐富多彩,多層面、多角度地反映了愛情、婚姻生活,諸如對愛情的追求、相思的痛苦、幽會的期待,以及新婚的歡樂和幸福。尤其突出的是,還寫了愛情、婚姻遭受的挫折和壓力,如《鄭風·將仲子》中父母、諸兄和旁人之言的“可畏”,使青年男女內心充滿矛盾和不安。面對挫折和壓力,《鄘風·柏舟》中的主人公呼天搶地,誓死不屈。這樣把愛情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作品的意義更豐富,人物性格更突出。《邶風·谷風》和《衛風·氓》寫了男女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和給婦女造成的不幸,觸及更為深刻的社會問題,說明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

  此外,《詩經》還有很多詩歌,如祭祀詩、宴飲詩、田獵詩、贊頌詩等,也都反映了周代社會生活的不同側面,具有不同的意義和價值。

《詩經》的藝術成就

  《詩經》不僅思想、內容豐富,而且藝術成就極高。這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

  樸素自然的藝術風格 《詩經》的藝術風格決定于它的創作個性。《詩經》的作者十分廣泛,包括社會各個階層,所詠所唱,都來自于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切身感受。所以,所詠對象無論是勞動、愛情還是時事、家事,所抒之情無論是喜是悲、是愛是恨,都言之有物,切中要害,并且不假雕飾,直抒胸臆,絲毫沒有矯揉造作之態。這一點在《國風》的情歌中表現尤其突出。即使是那些直斥權貴和“君子”的詩歌,也不為尊者諱,而敢于吐露心聲,直言相告,表現出一片純真和直質。《雅》詩和《國風》中那些揭露弊政和不平現象的詩歌,如“小雅”中的《北山》、《大東》,《魏風·伐檀》、《鄘風·相鼠》都是如此。《詩經》正是從真實生活和切身感受出發,在真實的基礎上達到了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統一,形成了樸素自然的藝術風格。

  賦比興的表現手法 運用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塑造詩歌藝術形象是《詩經》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方法之一。賦就是直接鋪陳敘述,既可以敘事描寫,也可以抒情議論,是一種最基本的表現方法。《豳風·七月》鋪寫農夫一年12個月的勞動和生活,寫得十分清楚明確,充分顯示了賦法的特點和優長。比就是比喻。通過形象的比喻,突出事物特征,表達強烈的感情和傾向。例如《魏風·碩鼠》把剝削者喻為大老鼠,有力揭露了剝削者的本質,同時表達了對剝削者的憎恨。有的詩歌通篇用比,如《豳風·鴟梟》就是一首比體詩,其意義通過比附象征表現出來。興就是觸物起興,也就是客觀事物觸發主觀感情和想象。興句與下文之間具有內在聯系,除開頭稱韻之外,還可以比附象征、烘托氣氛、啟發聯想。如《周南·桃夭》、《鄭風·野有蔓草》等詩運用興的方法,達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諧的藝術境界,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有些詩歌常常是賦比興3種方法綜合運用,發揮各自的優長,共同塑造詩歌藝術形象,收到良好的藝術效果。

  結構藝術和句式 《詩經》最具代表性的結構就是復沓。復沓就是圍繞同一旋律反復詠唱的形式,也就是在同一首詩中,在字句基本相同的若干章之間,只是對應地變換個別字詞。這樣,各章之間重復中有變化,并在重復和變化中使內容不斷加深,感情不斷加強。而就整體看來,又顯得搖曳多姿,錯落有致。《詩經》創造并成熟運用了四言句式,這種句式與表達上古時代質樸自然的感情是完全適應的。除四言句式之外,根據需要,還運用了從兩字句到八字句的各種句式,顯得靈活多樣,富于變化。

  優美豐富的語言 《詩經》的語言優美生動,豐富多彩,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尤其是《國風》,它的語言是在民間語言的基礎上經過精細的錘煉加工,所以,既有民間語言的樸素、明快,又有文人語言的典麗、嚴整,形成了一種準確、鮮明、優美、生動,具有很強表現力的文學語言。比如,僅是表現手的動作的詞就有數十個,《周南·芣苢》表現采芣苢一事,就用了6個表示不同動作的動詞。至于各類名詞、形容詞更是不可勝數。形象描繪和傳神寫照自不必說,就是一些抽象的事物也能形象地加以表述。而重言疊字(如“關關”、“灼灼”、“丁丁”、“嚶嚶”)和雙聲疊韻詞的運用,更增強了語言的形象性和表現力。

  此外,在修辭手段和用韻方面也很有特色。

影響

  《詩經》是中國文學的光輝起點,也是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對后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主要在于:從現實出發,積極反映現實的現實主義精神;確立了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昭示著歷代文人、作家不斷向民間文學學習。藝術風格、表現手法和語言技巧成為不朽的典范。

  《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他所代表的區域是黃河流域,稱“北方文學之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于《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于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后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在古代,《詩經》還有政治上的作用。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類似于現在的外交辭令。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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