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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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儒家經典之一,列入十三經之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成書于戰國初期。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并稱“四書五經”。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

  西漢時有今文本《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多《問王》、《知道》二篇)和古文本《古論語》21篇(有兩篇《子張》,目次亦不同于前二者)。西漢末安昌侯張禹本《魯論語》參考《齊論語》編訂,稱《張侯論》。東漢末,鄭玄據此本參照《齊論語》、《古論語》作注,成為傳世之《論語》(20篇)。《論語》內容以社會倫理問題為主,涉及到哲學、政治、教育等各個領域。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漢代以后,儒家學說在中國思想界占據了統治地位,《論語》也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南宋朱熹將《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合為四書,作為官方科舉取仕的必讀書,進一步擴大了《論語》的影響。《論語》注釋漢代時即有多家,以后歷代注釋很多,有三國魏何晏撰《論語集解》;宋代邢峻撰《論語正義》;朱熹撰《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撰《論語正義》等,近人楊伯峻撰《論語譯注》亦頗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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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論語》,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一本以記錄春秋時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言行為主的著作,又稱為論、語、傳、記。由孔子門生及再傳弟子集錄整理,內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學、哲學以及立身處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資料。南宋時朱熹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合為“四書”,使之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現在通行的《論語》二十篇,內容以倫理、教育為主。《論語》在漢代有《魯論語》、《齊論語》與《古論語》等不同本子流傳,后來統一于鄭玄。現存舊注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宋朱熹《論語集注》及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等,今注本有楊伯峻《論語譯注》。

  《論語》大約成書于戰國初期。《漢書·藝文志》中有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秦始皇焚書坑儒,許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論語》未能幸免,幾乎失傳。漢代經官府搜集整理,曾有三種不同的本子流傳,即《古論語》、《齊論語》和《魯論語》。《古論語》是漢景帝時,魯恭王在孔子故宅壁中發現的秦火以前的古本《論語》,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寫成,為古文本,史稱古文《論語》,共有二十一篇。《齊論語》是齊國學者所傳,有二十二篇。《魯論語》為魯國學者所傳,有二十篇。《齊論語》和《魯論語》均用漢代通行文字隸書寫成,史稱今文《論語》。西漢末年,張禹以《魯論語》為根據,參考《齊論語》與《古論語》進行考證修訂,改編成《張侯論》,并為官府列為官學。東漢時期,鄭玄又以《張侯論》為本,參考《古論語》和《齊論語》再加以改訂,即成為今本《論語》。《古論語》和《齊論語》從此亡佚。

  今本《論語》凡二十篇,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前二三字,并無實際意義。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八十六章。全文采用語錄體,章節簡短,每事一段。孔子循循善誘,教誨弟子,或言簡意賅,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語言生動活潑、含蓄雋永、寓意深遠、耐人尋味,有不少語句已成為格言和成語,如“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論語》內容廣博,涉及到政治、教育、禮儀、經濟、文學、天道觀、認識論等方面,反映了孔子倫理體系最基本的思想,這個體系的核心是“仁”,實施“仁” 的手段和途徑是“禮”。何謂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要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結果。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便是“剛、毅、木、訥”(《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謙虛。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這便是“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于第一位的。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尊重。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論語》一書,對后世的思想和學術影響至深,在漢代已被視為輔翼《五經》的傳或記,漢文帝時列于學官,東漢時被尊為經,從此,《論語》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成為言行是非的標準,甚至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贊譽。《論語》在中華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狀態和民族性格的鑄造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司馬遷有言:“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論語”命名的意義和來由

  《論語》記載著孔子的言語行事,也記載著孔子的著名學生的言語行事。

  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文選·辨命論注》引《傅子》也說:“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從這兩段話里,可以看出:(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于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后來別人給它的。

  關于“論語”命名的意義,后來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那么,“論語”的意義便是“有條理地敘述自己的話”。說到這里,誰都不免會問一句:難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別人說的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敘述”嗎?如果不是這樣,那么“論語”這樣的命名有什么意義呢?可見劉熙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釋名》的訓詁名物,以音訓為主,其中不少牽強付會的地方。)還有把“論”解釋為“討論”的,說“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何異孫的《十一經問對》便是如是主張,更是后出的主觀看法了。

  關于《論語》命名的來由,也有不同的說法。王充在《論衡·正說篇》便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不但和劉歆、班固的說法不同,而且也未必與事實相合。《禮記·坊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坊記》的著作年代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確定,但不會在漢武帝以后,是可以斷言的。因之,《論衡》的這一說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論語”這一書名是當日的編纂者給它命名的,意義是語言的論纂。

編輯本段“論語”的作者和編著年代

  《論語》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么關連。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復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于《學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陽貨篇第十七》; “博學于文”一章,先見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復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復四次。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后來才匯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那么,《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今天可以窺測得到的有兩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是人名,相傳他姓琴,字子開,又字子張(這一說法最初見于王肅的偽《孔子家語》,因此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和劉寶楠和《論語正義》都對它懷疑,認為琴牢和琴張是不同的兩個人)。不論這一傳說是否可靠,但這里不稱姓氏只稱名,這種記述方式和《論語》的一般體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這樣的推論,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記載,編輯《論語》的人,“直取其所記而載之耳”(日本學者安井息軒《論語集說》中語)。另一章就是《憲問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憲”是原憲,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為宰”的原思。這里也去姓稱名,不稱字,顯然和《論語》的一般體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論,這是原憲自己的筆墨。

  《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里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說是曾參的門弟子的記載。又如《子張篇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這一段又象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里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啟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在《論語余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我認為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于《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么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于首位而且得著“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于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于“他老人家”,直到戰國,才普遍用為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于“你老人家”。《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于“他老人家” 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為“子”,背后才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只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于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后,其間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論語》一書,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這里后編定者是誰呢?自唐人柳宗元以來,很多學者都疑心是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論語》不但對曾參無一處不稱“子”,而且記載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較起來為最多。除開和孔子問答之詞以外,單獨記載曾參言行的,還有《學而篇》兩章,《泰伯篇》五章,《顏淵篇》一章,《憲問篇》和孔子的話合并的一章,《子張篇》四章,總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參最年輕,而且有一章還記載著曾參將死之前對孟敬子的一段話。孟敬子是魯國大夫孟武伯的兒子仲孫捷的謚號。假定曾參死在魯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紀元前四三六年。這是依《闕里文獻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語推定的),則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這一事的敘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筆的。孟敬子的年歲我們已難考定,但《檀弓》記載著當魯悼公死時,孟敬子對季昭子的一番話,可見當曾子年近七十之時,孟敬子已是魯國的執政大臣之一了。則這一段記載之為曾子弟子所記,毫無可疑。《論語》所敘的人物和事跡,再沒有比這更晚的,那么,《論語》的編定者或者就是這班曾參的學生。因此,我們說《論語》的著筆當開始于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大概是接近于歷史事實的。

版本和真偽

  《論語》到漢朝,有三種不同的本子:(1)《魯論語》二十篇;(2)《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3)《古文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于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

  《魯論》和《齊論》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候張禹先學習了《魯論》,后來又講習《齊論》,于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為根據, “采獲所安”,號為《張候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漢靈帝時所刻的《嘉平石經》就是用的《張候論》。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并沒有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 《論語集解》并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偽》由認為出于王肅之手。這一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論語注》以《張候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我們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然而,我們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候論》。于是懷疑《論語》的人便在這里抓住它作話柄。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后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只是說有摻雜著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如果我們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論語》為最可信賴的材料。無論如何,《論語》的成書要在《左傳》之前,我很同意劉寶楠在《論語正義》(《公山章》)的主張,我們應該相信論語》來補充《左傳》,不應該根據《左傳》來懷疑《論語》。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為標準,以此來范圍孔子,來測量《論語》的真偽,純駁,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觀的。

古今注釋《論語》的書籍

  《論語》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論語》和《孝經》是漢朝初學者必讀書,一定要先讀這兩部書,才進而學習“五經”,“五經”就是今天的《詩經》、《尚書》(除去偽古文)、《易經》、《儀禮》和《春秋》。看來,《論語》是漢人的啟蒙書的一種。漢朝人所注釋的《論語》,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127—200,《后漢書》有傳)注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論語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論語集解》中。現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傳)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還有不少專注《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傳)《經義考》,紀盷(1724—1805)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550左右—630左右。《新唐書》對他的生卒年并沒有明確記載,此由《冊府元龜》卷九十七推而估計之)《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師的《疏證》。

  (1)《論語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經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于《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于查考。

  (2)《論語集注》 ——宋朱熹(1130—1200)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為《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于《論語》,不但講“義理”,也注意訓詁。所以這書無妨參看。

  (3)劉寶楠(1791—1855)《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陳奐(1786—1863)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只因學問日益進展,當日的好書,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點,但參考價值仍然不少。

  (4)程樹德《論語集釋》。

  (5)楊樹達(1885—1956),《論語疏證》。

《論語》的哲學思想

  (一) 關于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類一起誕生的。殷人極重鬼神,祭祀唯謹。周人重人事,但不廢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從來也沒有斷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對鬼神,既要按禮祭祀,唯謹唯敬,又不能指望他們賜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賜福,為什么還要祭祀呢?《學而》中曾子云: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不過是一種推行教化的手段。后世的神道設教,正由此發展而來。

  (二) 關于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覺到有一種不可逆轉、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為轉移的強大的力量存在。這種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惡疾將死,孔子執其手,呼“命矣夫”!顏回亡,孔子連呼“天喪予”!他又說: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亦或聞諸孔子。

  不孔子知道有“天命” 存在,知道天命不可違,他說“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絕不乞靈于天的恩賜,而是堅持人為的努力。當然,既然天命不可違,人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動,而是要應順天命,這樣,人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為的努力應順天命,必須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說。

  (三) 關于人與環境的關系。孔子認為,人跟環境的關系是雙向的。一方面,環境能影響人。孔子云: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相近,為何“習相遠?”那是環境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響環境、改造環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對他說: “陋,如之何?”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變其地文化落后的狀況。

  (四) 關于中庸。中庸是一種方法論。孔子云:“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論語》論為政

  為政者必須在為政中充分體現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為政以德”。一個人,或是一個政權“為政以德”,就會受到人民的擁護。故王者“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仁政的宗旨, 是給人民以好處。在政治實踐中,仁政又表現在為政的各個方面。

  首先,崇尚禮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規定了每個社會角色的權利、義務和行為規范,是人們的行動準則。

  其次是減輕人民負擔。當時人民的負擔,主要有二,一是賦稅,二是勞役。在賦稅方面,儒家主張“什一稅”,亦即十稅其一,當時說來是最輕的稅。在《顏淵》中,有若就勸說魯哀公采用什一稅。在勞役方面,孔子主張“使民以時”。孟子也說“勿奪民時”要適時地使用民力,不能在農忙時節征用民力,以免耽誤農時。在農業社會中,大區域的耽誤農時就意味著動搖國家的經濟基礎。

  其三,注重為政者的道德力量。為政者必須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權勢壓服百姓。

  其四,“舉賢才”與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時代,選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員薦舉。薦舉人才,是為政者的要務之一。古人認為舉賢之賢,賢于用力之賢,亦即伯樂之賢,賢于千里馬。

  關于合理使用人才,《論語》中至少講了三點。

  第一,人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應當用其長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錯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盡其長,盡其才。

  第二,對人才不能求全責備。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如果求全責備,就無人可用。子路問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過”一條。子路也說,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長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備焉”,結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眾長,實行人才組合。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專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專家,但必須是組織專家辦事的專家。

《論語》論教與學

  一是有教無類。這是孔子的話。孔子收學生,不拘類別。孔門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貴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還有“賤人”。就智力而言,顏回、子貢絕頂聰明,高柴則以“愚”稱。就品格而言,閔子騫、曾參等何等高尚,子張則未免卑下。

  二是“誨人不倦”。這與“學而不厭”“好學”一樣,是孔子生平自負之處。他體現了一個教育者在傳播文明方面的獻身精神,一直是中國教師學習的典范。

  三是因材施教。《論語》中常有這樣的現象: 對于同一個問題,提問的學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這是因為孔子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作出有針對性的回答。

  四是啟發教學。在《述而》中,孔子說: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所教義理,當使學生思而得之。學生思而不得,直到此問題憋于胸中而不得解,教師再予啟發。學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學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確切表達之時,教師才引導他確切、流暢地表達。“憤”“悱”既是學習進程中的境界,也是學習態度的境界。學生處于如此境界時,教師適當啟發,效果最佳。教師舉一隅,而學生尚未以三隅回證一隅之理,亦即未能推廣之并融通其理,則教師不重告之,使之思而得之。思而不得,至“憤”“悱”,然后再行啟發。

  五是教學相長。老師和學生相互切磋,共同進步。在與學生的討論中,孔子的認識也往往隨之更上一層樓。他對那些善于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學生,常常鼓勵有加,毫不掩飾自己受到他們的啟發。《八佾》中的子夏將學《詩》心得告孔子,孔子高興地說: “起予者商也! 他對在這方面欠缺的顏回,則有微詞: “回也非助我者也。”

  《論語》中充分強調“學”的重要性。在《陽貨》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說。仁、智、信、直、勇、剛是六種美德。一個人崇尚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這些美德,當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學,就會與初衷相違,不僅得不到這些美德,還會得到愚、蕩、賊、絞、亂、狂六種毛病,因而誤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這些話有某些偏見,但強調學的重要性,鼓勵人們認真學習,則是不錯的。

  那么,怎樣才算好學呢?《學而》云: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又云: “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好學者必須刻苦學習,不應分散精力,過多考慮改善物質生活。好學又貴在堅持,不斷前進,永不停止。

  好學還是不夠的,更要善學。怎樣善學呢?有好多方面。“學而時習之”,要適時溫習所學內容。“溫故而知新”,要注意發掘新知新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與思要相結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學習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此外,還有兩點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學習。“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

  人有可學之處,我以他為師,向他學習,這是善學;人有不是之處,我以他為鑒,這更是善學。向不如自己的人學習,尤其難能可貴。二是與師友相互切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貢問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門之中,在這方面做得較好的是子貢、子夏。顏回在這方面就很欠缺。

《論語》關于如何做人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幸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于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么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贊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老師傳授的學業是否溫習了呢?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據在于德,憑籍在于仁,活動在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為什么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里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于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

關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論語》許多篇幅談及君子,但這里的君子是一個廣義概念,重在強調一種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個不同于平凡的人。為實現這一目的,《論語》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認為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樣,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也就是說,君子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同時曾子認為,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還必須注意三個方面的規范:一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二是“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說,君子要嚴肅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臉色,注意自己的言辭。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對你尊敬,信任,溫和。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泰而不驕”(《子路》);“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即作為君子應心境安寧而不傲慢,態度莊重而不與人爭吵,能合群而不結黨營私;君子要重視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對社會多做貢獻。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君子的修養。

  其三,君子要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孔子認為,君子除了自我修養,還要重視用“戒、畏、思”幾項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對君子的要求,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要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的欲念;二是處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是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和小人之間的差別還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態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也就是說,作為君子只有重視道義,追求道義,才能與小人區別,才能真正體現君子的精神。同時,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謂:“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為政》)

  其五,君子不黨。孔子認為,君子之間的交往應該做到“周而不比”;《論語·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時還要“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一種和諧的共生關系;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論語》中的名言

  •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 【譯文】 孔子說:“學了,然后按一定時間去溫習它們,不也愉快嗎?有朋友從遠方而來,不也愉快嗎?別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惱怒),不也是一個道德上有修養的人嗎?”

  

  •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 【譯文】 孔子說:“花言巧語、滿臉堆笑的,這種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 【譯文】 曾子說:“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為別人出主意做事,是否忠實?交友是否守信?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否復習了呢?”

  

  •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 【譯文】 孔子說:“君子,飲食不求飽足,居住不要求舒適,對工作勤勞敏捷,說話卻小心謹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這樣可以說是好學了。”

  

  •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 【譯文】 孔子說:“不憂慮別人不了解自己,但要憂慮自己不了解別人。”

  

  •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 【譯文】 孔子說:“《詩經》三百(零五)首,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即:‘思想純正,沒有邪惡的東西。’”

  

  •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 【譯文】 孔子說:“我十五歲時立志于學習;三十歲時做事符合禮儀;四十歲時(掌握了各種知識,)不受迷惑;五十歲時了解自然的規律;六十歲時一聽別人言語,不用多想,便能明白;到了七十歲時便隨心所欲,任何念頭都不會越出規矩。”

  

  •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 【譯文】 孔子說:“復習舊知識時,又能領悟到新的東西,才可以做導師啊。”

  

  •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 【譯文】 孔子說:“君子團結而不互相勾結,小人互相勾結而不團結。”

  

  •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 【譯文】 孔子說:“讀書卻不深入思考,越學越糊涂;思考卻不讀書,就會心生迷惑。”

  

  •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 【譯文】 孔子說:“仲由,教導你的道理都知道了嗎?知道的就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的,這種態度是聰明的啊!”

  

  •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杌,其何以行之哉!”
    • 【譯文】 孔子說:“人無信譽,不知能干什么。大的車沒有車的邊際,小的車沒有車內的凳子,那也一樣可以行駛啊!”

  

  •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 【譯文】 孔子說季氏:“他用天子的舞蹈陣容在自己的宗廟里舞蹈,這樣的事可以容忍,什么事不能容忍?”

  

  •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 【譯文】 孔子說:“《關雎》這篇詩,主題快樂卻不過分,憂愁卻不悲傷。”

  

  • 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 【譯文】 孔子說:“以前的事不要再評說了,做完的事不要再議論了,過去了就不要再追咎。”

  

  •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 【譯文】 孔子說:“早晨理解真理,晚上死也值得。”

  

  •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 【譯文】 孔子說:“君子通曉道義,小人通曉私利。”

  

  •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 【譯文】 孔子說:“見到賢人,要向他看齊;見到不賢的人,要反省自己。”

  

  •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于予與何誅?”
    • 【譯文】 孔子說:“朽木無法雕琢,糞土的墻壁無法粉刷,我能拿他怎樣?”

  

  •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 【譯文】 孔子說:“聰明又好學,向地位比自己低,學問比自己差的人請教時,不覺得沒面子,所以稱他為‘文’。”

  

  •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 【譯文】 季文子做事要思考三次再行動。孔子聽說了,說:“兩次,就可以了。”

  

  •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 【譯文】 孔子說:“寧武子這人,國家太平時,就聰明,國家混亂時,就愚笨。他的聰明可以趕得上,他的愚笨別人趕不上。”

  

  •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 【譯文】 孔子說:“一個人的內在質樸勝過外在的文采就會粗野,文采勝過質樸就會浮華。只有文采和質樸配合恰當,才是君子。”

  

  •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 【譯文】 孔子說:“知道學習的人不如喜歡學習的人,喜歡學習的人不如以學習為快樂的人。”

  

  • 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
    • 【譯文】 孔子說:“明智的人喜歡水,仁慈的人喜歡山;明智的人好動,仁慈的人好靜;明智的人快樂,仁慈的人長壽。”

  

  •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 【譯文】 孔子說:“將知識默記在心,學習時,不感到滿足;教人時,不感到疲倦,這些我做到了哪些呢?”

  

  •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 【譯文】 孔子說:“不到他苦思冥想時,不去啟發;不到欲說無語時,不去開導。不能舉一例能理解三個類似的問題,就不要再重復教他了。”

  

  •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
    • 【譯文】 孔子在齊國聽《韶樂》,好長時間吃肉不覺滋味。他說:“沒想到音樂的創造竟能達到如此高的境界。”

  

  •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 【譯文】 葉公問子路:孔子是怎樣的人,子路不回答。孔子說:“你怎么不說:他這個人啊,發憤時就忘記吃飯,高興起來就忘記了憂愁,竟然連自己衰老了也不知道,如此而已。”

  

  •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譯文】 孔子說:“幾個人走路,一定有值得我學習的人。選擇他的優點向他學習,借鑒他的缺點進行自我改正并告訴他人。”

  

  •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 【譯文】 孔子教學有四項內容:文獻、品行、忠誠、信實。

  

  •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 【譯文】 孔子說:“君子胸懷寬廣,小人憂愁悲傷。”

  

  •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 【譯文】 曾子說:“鳥將死時,叫聲都很悲哀;人快死時,說話都很善良。”

  

  •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 【譯文】 曾子說:“士不可不志向遠大,意志堅強,因為他肩負重任,路途遙遠。以實行仁道為已任,不是也很重大嗎?直到死才能罷休,不是也很遙遠嗎? 奮斗終身,死而后已,難道路程還不遙遠嗎?”

  

  •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 【譯文】 孔子說:“不在那個位置上,就不要想那個位置上的事。”

  

  •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 【譯文】 孔子說:“年輕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就知道后一代不如前一代呢?”

  

  •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 【譯文】 孔子說:“三軍可以剝奪主帥,匹夫不可剝奪志向。”

  

  •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 【譯文】 孔子說:“明智的人不會迷惑,仁愛的人不會憂愁,勇敢的人不會畏懼。”

  

  • 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 【譯文】 孔子說:“碰到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我)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謝的。”

  

  •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 【譯文】 孔子說:“君子幫助人取得成績,不促使人陷入失敗。小人相反。”

  

  •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譯文】 子貢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可以奉行終生?”孔子說:“大概就是‘恕’了,自己做不到的事,不要強施加在別人身上。”

  

  •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 【譯文】 子夏說:“做官有余力時就去學習,學習能夠游刃有余時就去做官。”

  

  •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 【譯文】 孔子說:“吃粗糧,喝白水,彎著胳膊當枕頭,樂趣也就在這中間了。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富貴,對于我來講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樣。”

  

  • 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 【譯文】 孔子說:“如果在家中尊敬父母團結兄長,卻在外邊經常以下犯上,這種人很少;如果不犯上,卻作亂的,從來沒有。君子應該守本分,做好自己應做的事才是天地正道。尊敬父母團結兄長,這是做人的根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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