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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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穀梁傳》儒家經典之一,與《左傳》、《公羊傳》并為解說《春秋》的三傳。又稱《春秋穀梁傳》。舊說中國魯人穀梁赤“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實際應是孔門講習《春秋》的若干代學者集體的論議,整理編著成書的年代不晚于漢初。宣帝時,為之立博士。一般認為《穀梁傳》屬于“今文經”。全書正文2.3萬多字,采用問答體解說《春秋》,重點在闡述經義即《春秋》的政治意義,與《公羊傳》大抵同調,但在個別具體問題上也有歧異。東晉范寧搜輯諸家訓釋著《春秋谷梁傳集解》,標榜兼采眾說、擇善而從,唐人楊士勛又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傳注疏》。清人鐘文烝有《穀梁補注》,網羅前人遺說,可供參考。

  《穀梁傳》所記載的時間起于魯隱公元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一般認為《穀梁傳》比《公羊傳》晚出,屬今文經學,其宗旨亦在闡發《春秋》經中之微言大義,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只有少量敘事。著重宣揚儒家思想,務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它是我們研究秦漢間及西漢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該書最早見于漢初陸賈《新語》,但其所記之真實性尚有疑問。漢武帝時,衛太子習《公羊》,兼習《穀梁》,此后學者不多,宣帝時才立于學官。漢代有《穀梁外傳》和《穀梁章句》,皆佚。清代后期,今文經學復興,《穀梁》亦隨《公羊》之后而盛極一時。清鐘文烝著《穀梁補正》,泛取唐宋以后諸家之說以補正范注楊疏。其后廖平著《穀梁古義疏》,柯劭忞著《穀梁傳注》,皆有所成就。

  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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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

  《穀梁傳》與《左氏傳》、《公羊傳》一樣,都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據《漢書??藝文志》,在漢以前,解釋《春秋》的有五家,除《左傳》、《公羊》、《穀粱》外,還有《鄒氏傳》和《夾氏傳》。到漢初,《鄒氏傳》因為沒有人把它傳下來,《夾氏傳》又沒有文字記載,這兩家就失傳了。而《公羊》與《穀梁》則用漢時流行的隸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立于學官,即在中央國立大學設立課程,專門備有博士加以傳授。

  《穀梁傳》在戰國時一直是口耳相傳的。據唐朝人的說法,最初傳授《穀梁傳》的,是一個名叫穀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說是曾受經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據后人考證,《春秋穀梁傳》中曾引“穀梁子曰”,竟然自己稱引自己;又引“尸子日”,尸子是戰國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見唐人說法不一定可靠。書中還有引用公羊子的話并加以辯駁的情況,因此有人認為它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同樣解釋《春秋》,《左傳》主要是闡述史事,是一部史書,《穀梁》則與《公羊》體例相同,采取自問自答的方式解說《春秋》的旨意,是闡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經書。《公羊》著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強調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思想,與現實政治配合較密切;《穀梁》則主要以文義闡發《春秋》經文,較為謹慎,認為應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主張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因此宋代的《春秋》學家胡安國曾說:“其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

  《穀梁傳》與《左傳》、《公羊》一樣,最初與《春秋》也是“別本單行”的。到晉朝范寧作集解,就把經傳合為一書。后來唐朝楊士勛又進一步為之作疏,稱《春秋穀梁傳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幾家為《穀梁傳》作注。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經注疏》。

史學價值

  《穀梁傳》起自魯隱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傳用問答體,逐字或逐層解釋《春秋》,是歷史文獻注釋的一種形式。通行的注本,《穀梁傳》有晉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

  《穀梁傳》解釋《春秋》的用辭和書法,體現出一種準確、凝煉的文風。例如,《穀梁傳》莊公七年,對經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有細致的解釋,反映了中國史學史上的好傳統。

  在史實記載上,《穀梁傳》遠不及《左傳》豐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反映春秋時期社會情況的寶貴史料。其他可與《左傳》相補充的史實還有不少,諸如:《穀梁傳》僖公二年記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十九年記“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導致梁亡,等等。

  《穀梁傳》對于史學發展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歷史思想方面產生的影響。《穀梁傳》主張“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指出歷史家應遵從忠實記載史實的原則,并能夠將這一原則貫徹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譴責宋襄公拘守成說,“失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等等,體現了上述忠實于歷史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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