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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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漢語拼音:Qingshi Gao;英語:Draft of Qing Dynasty),記載清朝史事的紀傳體史書趙爾巽主編。共529卷(原本為536卷)。計本紀25卷,共12帝;志135卷,共16類,其中《交通志》、《邦交志》為前史所無;表53卷,共10類;傳316卷,《疇人》、《藩部》、《屬國》三傳為新創。

  《清史稿》是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設館,以趙爾巽為主約100余位學者編修的記載清朝歷史的未定稿,比照正史體例分紀、志、表、傳四部分。但因匆忙付梓,致使體例不一,繁簡失當。“然此書成稿于遺老之手,刊行于匆促之中,謬誤屢見,用時不免戒慎,唯恐誤入歧途。”

概述

  1914年,民國特設清史館編修該書,至1927年基本完成。先后參與其事的有柯紹忞王樹枏吳廷燮繆荃孫夏孫桐金梁等百余人。以當時可見的史料為基礎,按傳統史書體裁,詳細敘述了清代的人物、史事及典章制度,是一部較為詳備的大型清史著作。但同時又是一部存在眾多謬誤和缺陷的史書。

  編纂者多系清朝遺老,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上,對其統治大加褒揚,而對反清人物、史事如辛亥革命,則一概加以貶斥;編纂者來不及直接利用清宮中的大量檔案,致使此書價值有所降低;此書未經復審核定便倉促成書,史實、人物、時間、地點多有錯漏,列傳疏漏尤多。由于付印時只為初稿,又稱未定稿,加之差謬時見,因此未能作為正史得到當時官方的承認。中華民國時曾列為禁書。

  《清史稿》在版本上有“關內本”及“關外本”之分。1928年刊印時,共印1,100部,其中700部存留北京,稱為“關內本”。另400部由金梁攜往東北發行,內容中增加了康有為傳、張勛傳、張彪附傳,并附有金梁的《校勘記》。此本稱為“關外一次本”。后經再版,撤銷了張彪附傳,新增陳黌舉朱筠翁方綱三傳,其他門類也略有抽改,此本稱為“關外二次本”。1976年中華書局校點本以“關外二次本”為底本,對3個版本互異之處均有附注,并錄出異文。

編撰過程

  1914年袁世凱設清史館,以趙爾巽為館長,繆荃孫、柯劭忞等為總纂,總領《清史稿》的修撰工作,參與者有一百余人,沒有固定編制,人員由館長聘用。如趙爾巽曾親自拜訪夏孫桐,請其出面任總纂。當時《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桐城派,如秦樹聲朱師轍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皆為桐城人。

  館內設有“功課簿”,記載館員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時憲志〉。繆荃孫撰〈儒林傳〉、〈文苑傳〉、〈土司傳〉。吳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紀〉、〈大臣年表〉。吳士鑒撰〈地理志〉貴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藝文志〉初稿。章鈺撰〈忠義傳〉、〈藝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順治三朝列傳及〈列女傳〉。秦樹聲撰〈地理志〉直隸卷,王大鈞撰嘉慶朝列傳。夏孫桐撰嘉慶、道光朝列傳及〈循吏傳〉、〈藝術傳〉。田應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羅惇曧撰〈交通志〉,戴錫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軍機大臣年表〉。王樹楠撰咸豐、同治朝大臣傳。葉爾愷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張采田撰〈地理志〉江蘇卷、〈刑法志〉、〈樂志〉、〈后妃傳〉。吳懷清撰〈地理志〉陜西一卷、〈食貨志〉征榷卷。張書云撰〈禮志〉,補輯(輿服志)、〈選舉志〉。俞陛云撰〈兵志〉與部分列傳。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傳,修正〈文苑傳〉。藍鈺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師轍有言:“列傳撰人甚多,在館諸人,幾人人皆有。以余論,雖以咸同列傳為主,而康乾以來各朝,皆曾補撰。蓋每朝皆出于眾手,惟每朝有主體撰人;又重修整時,歸何人為主,則其負責為多。”

  撰稿期間,往往須請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覓書手繕寫,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館計算”。1920年編成初稿,1926年修訂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后趙爾巽委托袁金鎧經辦發刊和校刻事宜,由柯劭忞完成刊行。全書于1928年刊印完成。

清史館職名

卷次說明

  全書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紀〉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傳〉316卷。記載自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稱帝(1616年),到辛亥革命結束清朝統治(1911年)共296年的歷史。

版本來歷

  關外本(又稱關外一次本):《清史稿》在刻印過程中,袁金鎧因忙于他事,轉托金梁協助校刻此書。金梁擅改原稿,加入《張勛傳》和《康有為傳》,并將印成的1100部書中的400部運往東北發行。

  關內本:原編纂人員發現后,便將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發行。

  重印本(又稱關外二次本):后金梁堅持以“關外本”為基礎,并根據當時學者對《清史稿》提出的批評和關內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后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點校本:20世紀50年代[來源請求],中華書局根據毛澤東指示,對《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展開全面系統的整理。中華書局所用的工作本是關外二次本,組織了啟功、王鐘翰、孫毓棠、羅爾綱、劉大年、吳樹平、何英芳等近百余位文史專家參與這項工作。制定了關于新式標點、分段、校勘的方法和體例,參與整理的人員均統一依照執行。在此基礎上進行點校,改正錯字、填補遺字、修改注釋、加注標點、劃分段落、并撰寫了內容翔實的校勘記。文化大革命期間整理工作暫停,1971年重新開始,1978年全部完成。出版后,香港學者汪宗衍先生曾對標點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見,后中華書局對其進行了修訂、再版,對發現的點校中出現的失誤進行更正。

  清史稿校注:由臺灣國史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不更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方式,就其取材、撰寫、印校等方面的謬誤,利用存盤的清史館原稿、清國史館歷朝國史稿、清宮檔案及各類官私史料等,進行全面的檢校、查考、補注與訂正。共十五冊,另附索引一冊。199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

版本對比

  關內本較之于關外本:

  • 刪去《張勛傳》(附張彪傳)、《康有為傳》及金梁所寫的“校刻記”;
  • 改訂了“清史館職名”;
  • 刪去了“易類”書目六十四種;
  • 抽換了《藝文志·序》;
  • 修改了《勞乃宣傳》、《沈曾植傳》等個別傳記。

  重印本較之于關外本:

  • 刪去了《張彪附傳》、《公主表·序》和《時憲志》中的數學工具書八線對數表;
  • 增加了《陳黌舉傳》、《朱筠傳》、《翁方綱傳》,壓縮了《趙爾豐傳》等個別傳記。

  重印本較前兩個版本均少了7卷,僅有529卷。

  點校本較之于前三個版本

  • 凡前三本篇目、內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錄出異文;
  • 關于史實錯誤及同音異譯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稱等,一般不改動,只在本篇內略作統一。清朝避諱字,盡量改回;
  • 對少數民族名稱,凡帶有侮辱性的字樣,除舊史中習見的泛稱以外,均加以改正;
  • 史文的脫、誤、衍、倒和異體、古體字等,也作了校改。還有由于行、段的錯排,以致事理不合處,已發現的也經過查對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脫誤查不到出處的地方,都維持原狀;
  • 刪去了八線對數表;
  • 合并了總目(原分5卷),不再分卷,并在原來基礎上略作增補,以便檢閱。

評論

  趙爾巽:乃大輅椎輪之先導,并非視為成書也。

  金梁: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內通人不吝指教。當別撰校勘記,為將來修正之資,幸甚幸甚。

  中華書局:本書雖編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編者卻基本上還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場來寫清史的。由于成于眾手,彼此照應不夠,完稿后又未經仔細核改,刊行時校對也不認真,是以體例不一,繁簡失當,以至年月、事實、人名、地名的錯誤往往可見。

  戴逸:纂修者多為清室遺老,眷戀清朝的心態甚重,故書中很多反對革命、誣蔑先烈、諛揚清朝之詞。其次,當時清朝的檔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據原國史館中的稿件和有關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檔案,故價值較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