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又稱筷子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日文漢字:漢字文化圏;日文假名:かんじぶんかけん;諺文:?????;越南文:Vòng v?n hóa ch? Hán;英文:Sinosphere),又稱東亞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中華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筷子文化圈”,“漢字文化圈”這個詞源自德語“Chinesischer Kulturkreis”,為文化圈的概念之一。指文化相近,歷史上受中國政治及中華文化影響,過去或現在仍使用漢字,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韓越稱之為:漢文)作為書面語言,并覆蓋東亞東南亞部分地區的文化區域(并不使用口頭語言的漢語官話作為媒體)。具體指漢字誕生地中國以及周邊的韓國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國家和地區。漢字文化圈最明顯的特征就是漢字的使用。

  漢字文化圈為文化圈的概念之一。日本學者西嶋定生(1919-1988)給出的“漢字文化圈”的構成要素是:以漢字為傳意媒介,以儒家為思想倫理基礎,以律令制為法政體制,以大乘佛教宗教信仰等等作為共同的價值標準。

  漢字文化圈的覆蓋地域與現代地域區分所指的東亞地區有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國大陸、澳門、香港、臺灣以漢字為主要溝通文字的地區,古代的越南(京族)、朝鮮半島(朝鮮族)、日本列島(和族)、琉球群島(琉球族)等;有時候也包括了現代的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及巴西等南美、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的漢族較多地區,不過具有爭議性。日本的歷史學者西嶋定生提出的“東亞世界論(冊封體制論)”,成為了有關歷史學的“文化圈”概念形成的模型之一。

概述

  “文化圈”理論,是德國格雷布內爾和奧地利施密特創立的,核心是文化傳播論。在歷史長河中,有的淘汰,有的衰落,有的崛起,于是,獲得優先發展并處于強勢的文化便向四周輻射,影響其他文化,形成一個具有某些共同因素的文化圈。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看,“漢字文化圈”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它是對世界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化圈之一,是東方文化的代表。本文分三個層次敘述:漢族、漢字和漢文化的形成為“本圈”;由于它的主導作用而影響國內其他民族形成“內圈”;而它在國外的擴散則構成“外圈”。

  “文化圈”最初系德國民族學家使用的術語,原文為“kulturkreis”,是“文化區域” 或“文化范圍”的意思。“文化圈”是日本人的譯法。“文化圈“理論的倡導者認為,人類的早期文化應該有幾個不同的發源地,這幾個發源點的文化特征逐漸向其他的人類群體傳播,最終形成了很大的地理單位。然而經過千百年的文化交融之后,現存文化圈的界定是相當復雜的,學術界一直沒能找到一個有效的劃分原則。一些科學家越來越傾向于利用文字來劃分文化圈的界限。他們認為,既然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那么歷史上使用過同類文字的民族和地區,其文化必然有著相同的來源,至少也會有明顯的借鑒痕跡。依照文字“文化圈”的理論,人們可以把世界劃分成五個大“圈”,即拉丁字母文化圈印度字母文化圈阿拉伯字母文化圈西里爾字母文化圈和漢字文化圈。

  漢字第一次大規模地輸出到域外民族地區是公元2、3世紀的事情。當時一批朝鮮和日本的官員、學者從中國帶回去不少用漢字撰寫的書籍,從而導致了漢字漢語在其政治和知識精英層面的廣泛應用。可是,這兩個民族的母語都不是漢語,人們要使用漢字,首先必須得學會漢語才行。鑒于這種情況,有人便試著借用漢字來記錄本民族的語言。經過大約500年的嘗試之后,在朝鮮正式產生了“吏讀”,在日本則產生了“萬葉假名”。但使用“吏讀”來記錄朝鮮話的方式不大科學,所以在15世紀以后這種寫法就被新創制的朝鮮字母——諺文所取代了。到了1948年,朝鮮文中的“當用漢字”在北朝鮮被徹底禁止、廢除。而南朝鮮的“去漢字化”則時緊時松,幾經碰壁之后又開始往回走。據說現在中學畢業需要掌握2,000來個漢字,否則找工作都困難。相比之下,漢字在日本的勢力要大的多。日文雖然在“萬葉假名”的基礎上演化出了相當完善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但它們一直是和“當用漢字”并用的。

  漢字文化圈一詞,據說參考自德語“Chinesischer Kulturkreis”。日本語言學家龜井孝(1912—1995),想找一個描述古代東亞共同使用漢字地區的述語,故從德語“Kulturkreis”譯成“文化圈”。

  漢字文化圈從地理角度可以稱為東亞文化圈,從文化角度可稱為儒家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以器物戲稱為稻米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亦曾被稱為“漢文化圈”。

歷史背景

先秦時期

  自三代文明形成后,中華文化不斷向四周擴散和影響。

秦漢時期

  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更充滿信心與優越感,認為落后的地區會被中國吸引,前來朝貢。中國文化可以不斷的擴大,達到“世界一家”的理想境界。漢武帝在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采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學說成為國家信仰,中國進入儒家社會。以后,儒家學說又傳播到朝鮮、日本、越南等地區,在這些地區發展,并成為官方學說。同時,在儒家社會,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近代以來,則在不少地區失去官方地位,甚至在某些地區如中國,曾經成為官方打壓的對象,但這并不能改變儒家思想對社會的廣泛影響。

  全球有三大國際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蘭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基督教社會主要分布在歐洲、美洲、澳洲等地,伊斯蘭社會主要分布在亞洲西部、南部和北非等地,儒家社會主要分布在東亞等地。在近代,近代科學技術和自由民主的理念從西方傳入儒家文化圈,同時傳入的還有共產主義等各種思潮。因而在中國大陸、朝鮮、越南,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官方信仰共產主義;而港澳臺、日本、韓國,則實行西方式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在紀年歷法上,伊斯蘭社會采用伊斯蘭歷法,以默罕默德出走麥地那的日子(西元622年7月16日)為紀年首日。基督教社會采用陽歷的耶歷,以耶穌出生開始紀年。近代以來耶歷隨著西方的擴張被許多地區采用,成為目前世界最通行的紀年歷法,雖然不被伊斯蘭文化圈接受,但卻被儒家文化圈接受。儒家社會采用陰陽歷,以君王年號紀年。近代以來,在日本,由于保留君主制,仍然采用傳統的君王年號紀年,不過改用陽歷。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以國號紀年,同時兼采傳統陰陽歷和作為陽歷的耶歷,為今臺灣地區沿用。在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采用西元(格里歷)紀年法,并定其為「國歷」、「公歷」,而民間仍然同時沿用陰陽歷。基于文化的因素,在儒家社會有不少人建議采用孔歷紀年,即以孔子出生日期為元年首日;孔子誕生於周靈王廿一年陰歷八月廿七,依耶歷為西元前551年9月28日。

  在儒家社會地區,往往同時伴隨佛教、道教的傳播。儒家社會往往采用漢字,有人稱為漢字文化圈,但某些儒家社會國家已經廢除漢字,并不采用漢字。

南北朝

  在考慮作為歷史學概念的漢字文化圈的外延的時候,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論”假定的從南北朝時代到唐代的地域秩序成為第一參照例。以西嶋的“東亞世界”的定義為指標,除了冊封體制,還包括漢字、儒教、佛教、律令制。符合這個指標的主要朝貢國有新羅(朝鮮南部)、渤海國(朝鮮北部及中國東北東部)、倭國(日本)。這個以外,沒有引入律令制的國家如高句麗、百濟也應納入漢字文化圈的范圍。北宋以后,高麗取代新羅,并加入了新成立的大越國(越南)。

宋遼時期

  南詔及后續的大理國,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漢化程度,從漢籍資料較難推測出。而南詔受唐朝廷冊封、大理受北宋朝廷冊封,流行中國密教,移入的漢人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可將其視為同新羅、百濟類似的“東亞世界”朝貢國。另外,遼,金,西夏軍事性地壓迫北宋、南宋,不使用文言文(漢文),制定并使用獨自的文字,從狹義的定義上來說,它們不屬于漢字文化圈,這些國家的統治者自稱皇帝,賜贈廟號,建立獨自的年號等,在某種程度上效仿了中國王朝的國制,這些國家可以視為圈內的“灰色區域”。

明朝以后

  自明朝恢復“冊封體制”以后,可納入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及地區)基本確立下來并延續至今,朝鮮、琉球、大越(越南)及日本都符合條件。當時的日本不僅脫離了“冊封體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與此相應的科舉官僚制度發達的狀況說明西島定生(西嶋定生)所列的四大點已非必要條件。第一個要列舉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統。文言文(即漢文)的導入促進了用漢字來表記自身語言的發展,日本的假名、朝鮮的吏讀、鄉札、口訣受到漢字的影響。此外語言學者西田龍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發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的啟發。越南的喃字是由漢字派生出的獨立文字。由此各國逐漸確立了本民族文書系統。但是、直到近代以來這些本民族文書系統才逐漸取代文言文(即漢文)運用于官方文書。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帶著地域性的濃淡及輯合(syncretism),在民間普及。儒教由于與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內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共通思維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飲,品茶,使用瓦來建筑和使用毛筆來書畫等類似的生活文化也作為漢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以中國為中心分布開來。

近代

  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的向心力減弱,朝貢體系下的各屬國對漢字的文化地位開始懷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作為擺脫落后文化的象征,開始采取漢字廢止政策。

  17世紀由法國傳教士亞歷山大·德羅茲(Alexandre de Rhodes)為越南語設計的國語字(越:Ch? Qu?c Ng?/??國語)被后來的法國殖民當局在學校中廣泛推廣,雖然當時并未完全普及,但在20世紀中后期,其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儒字(漢字)和喃字,成為越南國家的官方文字。因此,20世紀后半葉以后,理解漢字的人除了老年人和一部分的專家以外,變得很少。大韓民國有900字左右的漢字義務教育,不過,朝鮮王朝的第4代國王世宗所創造的朝鮮文字──韓文(??)被普遍使用,報紙上的漢字使用頻率也不高,一般只會用于回避歧義的詞語時使用。

  除了臺灣、香港、澳門一直沿用正體中文漢字外,部分使用漢字國家的政府確定了漢字的簡化方案,如中國大陸,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采用簡化字,日本采用新字體,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自己的簡化方案。越南及韓國,漢字的使用頻度已比以前少很多。

  隨著韓國、臺灣、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歐洲共同體成立的啟示,東亞共同體建立的呼聲也逐漸提高,作為東亞國際文字的漢字的重要性將被重新評估。

  那些過去屬于漢字文化圈而在近代丟掉了漢字的國家,也逐步意識到漢字的重要性,他們發現漢字能使不同語言的民族以文字互相溝通,與表音文字相容并存,不但能保存獨特民族語言,又能使不同民族藉漢字表意而能互相交流溝通,使漢字復活的呼聲也開始被倡導。

地理范圍

  一般認為,漢字文化圈包含的國家有:中國、朝鮮、韓國、日本(包括古琉球王國)、越南。時至今日,日語中仍使用大量的漢字作為書寫符號,韓國一般的高中畢業生也能認識1800個左右的漢字。

  漢字文化圈內各國歷史上都使用過漢字、本國語言大量借用古漢語詞匯,位于東亞地區,其特征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深,國民中信仰佛教者眾,在其歷史的特定時期以漢字作為傳播語言和文化載體。

朝鮮、韓國

  朝鮮半島很早就誕生了高度的文明,卻長期沒有自己的文字。公元3世紀左右,漢字傳入朝鮮,此后的1000多年,漢字一直是朝鮮半島唯一的書寫文字。雷教授介紹,在唐朝“開元盛世”時期,為了學習到中國的先進文化與技術,從而強大自己,朝鮮半島君王世宗在執政期間多次派出使者來到中國學習和交流。

  漢字最初傳入朝鮮半島時,由于當時漢文化作為一種優秀文化為東亞地區周邊民族所仰慕,所以在吸收各方面的漢文化時,對承載漢文化的工具—漢字全面接收,朝鮮半島的人民學習用漢字書寫經典文獻,也用漢字記寫自己的歷史,用漢字創作本民族文學作品,記錄本民族語言。李氏王朝的第四代君主世宗于公元1444年,頒布了朝鮮半島最早的表音文字—“訓民正音”,即教百姓以正確字音。不過由于當時中國文化的絕對優勢以及在朝鮮半島的深遠影響,作為新文字的“訓民正音”并沒有得到及時推廣。據史料記載,就在“訓民正音”頒布后不久,一些士大夫們便上書反對。他們認為,漢字不僅是世界上最高雅的文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普遍使用的文字。他們甚至偏激地把“訓民正音”貶斥為“螗螂之丸”,而把漢字譽為“蘇合之香”。

  朝鮮在漢武帝時,設四郡:樂浪、臨屯、真番、玄菟,將朝鮮半島北部納入中國版圖,以樂浪郡為交通孔道和文化東部重鎮:在前后漢四百年當中,樂浪郡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功效。 東漢末,天下大亂,半島南部的三韓中,辰韓的斯盧國與馬韓的伯濟國逐漸崛起。

  半島北部:永嘉之亂后,中國東北的高句麗南下占領了樂浪、帶方兩郡,將疆域拓展到朝鮮半島,同時與分裂的北方中原諸政權維持敵對關系。公元五世紀初,全盛時期的高句麗與東晉結盟,形成與中原王朝南、北兩面外交關系。429年高句麗遷都平壤成為地道的半島國家。

  半島南部:百濟位于半島西南部,臨渤海灣,曾長期與高句麗為敵,與東晉、南朝較為密切。新羅位于半島東南,臨日本海,初期透過高句麗吸取中華文化,與北中國的關系較為密切。

  六世紀以后新羅興起,朝鮮半島上形勢產生變化。高句麗聯合百濟,以壓制新羅,新羅轉而與中原國家較為密切。372年高句麗設太學、傳入佛教、頒律令(初期以高句麗為最盛)。384年百濟設太學、頒律令。

  朝鮮半島初次出現統一王國。隋唐帝國一再對高句麗用兵,在新羅的幫助下,唐于顯慶五年(660年)滅百濟后設立熊津都督府;總章元年(668年)滅高句麗,設安東都護府于平壤。朝鮮半島首次出現統一王國—新羅。西元583年,新羅始頒布律令及允許傳布佛教。政治、經濟制度全仿唐制。文化上,新羅創出用漢字來標音的“吏讀文”。科舉考試指定書籍是儒家經典。大量派遣留學生至長安的太學,如崔致遠高中唐科舉進士,且嫻熟漢文,歸國后,備受國人推崇。明朝時,“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后。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朝鮮等國都來參加明朝的科舉考試。明朝亡后朝鮮屢發“朝鮮乃大明之朝鮮也”之類言論,包括幾任國王在內,朝鮮也不乏以“驅逐韃虜,反清復明”為己任的極端復國主義者,朝鮮的孝宗國王甚至有“養精兵十萬,出其不意,直抵關外”的具體軍事構想。

  朝鮮從1948年開始廢止了漢字,要求除涉及古文以外的文章一律都用朝鮮字母書寫。盡管漢字被廢止,就國家而言,漢字的教學活動仍在進行。1968年恢復了漢字教學,同年發行的漢字教科書使用漢字1500個。時至今日,朝鮮各類全日制中學從初中開始就教學生學習漢字,一直到高中畢業,要求學生能掌握2000個左右的漢字,少數大學還開設了古漢語課。

  漢字在韓國的命運一波三折。1948年,韓國政府制訂法律,規定公文全部使用表音字,只有公文的附加條款允許漢字與表音字并用。1968年,韓國總統樸正熙下令在公文中禁止使用漢字,強行廢除教科書中使用的漢字。從1970年起,韓國小學、中學教科書中的漢字被取消,完全使用表音字。這些政策最終造成韓國20到40歲的人幾乎完全不懂漢字,因而被稱為“表音字的一代”。然而歷史影響并不能被輕易抹掉,2005年,韓國政府宣布:所有公務文件和交通標志等領域,全面恢復使用已經消失多年的中國漢字和漢字標記,以適應世界化的時代潮流。

  如今,漢字在韓國隨處可見。路牌、廣告牌、地鐵站牌都以漢字標記。絕大部分韓國人都有漢字姓名,一般都是由爺爺或算命先生先取好漢字名,再對應以韓文。在韓國人的身份證上,也同時標記韓文名和漢字名。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水平較高的知識分子也愿意更多地使用“四字箴言”或“諺語”,這些來自中國成語的詞,發音、含義都與中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日本列島

漢字文化圈-日本街頭

  據南朝史書的記載,倭五王的倭國繼百濟、高句麗之后,在五世紀中與南朝建立朝貢關系的第三個。538年佛教由百濟傳入日本。同時期,中國的儒教、易學、歷算、醫學,亦先后由百濟傳入日本。

  七至九世紀,中國進入隋唐時代,日本逐漸進入主動、直接吸收中華文化的時期,是歷史上吸收中華文化最多、最快的時期。

  從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國,往后二百五十年間,遣使不斷。透過使節來華的留學生、學問僧,唐代文化大量傳入日本。 天皇名稱、“日本”國號的確立、中央體制、地方制度、考試制度、土地田賦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為藍本。奈良、京都受唐式文化影響深遠,此兩京的建筑系仿自唐代的長安城。 日本人借用漢字偏旁發明“片假名”、根據漢字草書發明“平假名”。 奈良時期,中國的成實、三論、法相、俱舍、華嚴及律宗傳入日本。至京都時期,在傳入天臺與真言(秘宗)后,完成了大乘佛教的東傳。 藝術、娛樂方面,唐朝各項藝術娛樂傳入日本,如圍棋、書法、音樂、舞蹈等經過消化改造,已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漢文化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以強大的輻射力影響了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晉朝時,漢字傳入日本,成為古代日本的官方文字。雷教授介紹,日本民族借用漢字大約經過了三個階段:學習階段、借用階段、仿造國字和創造字母階段。《日本書記》明確記載中國學者王仁攜帶《論語》、《千字文》到日本做皇太子老師的歷史事情,日本和中國的“同文時期”長達500年。由于日語和漢語的結構不同,日本人學習和使用漢字有許多困難。漢字知識傳開后,日本開始借用漢字作為音符,書寫日語,形成日語音節字母。

  日本借用漢字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音讀,另一種是訓讀。音讀即利用漢字的字形和讀音來記寫日語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的詞語,訓讀是指借用漢字的字形和字義,不借漢字的字音,而用日語解釋漢字意義,這是一種用日語詞義解讀漢字的方法。為了記錄日語,日本仿造了個日本專用漢字,被稱為“倭字”或“國字”,如:“笹”“雫”等。公元7世紀時,日本出現了漢字夾用“假名”的日文。現在漢字在日文中只當作“定型字”來使用,如果有寫不出的漢字,也可以直接寫假名。據記載,從漢字傳入日本到假名成熟,經過了一千年,一開始假名只是漢字的注音符號,不是正式文字,后來也是漢字為主,假名為副。如今,漢字在日本每個地方都隨處可見。路牌、廣告牌、地鐵站牌都以漢字標記。

越南

寫有漢字的越南寺廟

  秦始皇象郡,將越南北部首次納入版圖。 漢初,趙佗滅安陽王,設交趾、九真等郡,將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唐設安南都護府。明設交趾布政使司、安南都統使司。清末獨立。越南認為中原的中華文明分別由北方的清朝和南方的越南阮朝對等繼承,南方的越南阮朝有在東南亞傳播中華文明的責任。

  明朝甚至允許高麗、安南、占城等附屬國文人參加明朝的科舉考試。公元1370年6月的詔書就有“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的規定,高麗人金濤甚至進士及第,被授為東昌府安丘縣丞,這些都說明恭愍王時代的高麗已經歸命于明朝,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從公元1370年開始,高麗正式使用洪武年號。

  漢字在越南的歷史與傳播要追溯到秦始皇三十三年設立象郡時期。象郡是秦朝的郡級行政區,管轄范圍包括今廣西西部、越南中部和北部。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設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漢字隨行政的需要南行至嶺南直到現在的越南。據史書記載,大約在公元前40年左右,漢字經廣西傳入越南,越南把漢字稱為“儒字”,意思是儒家的文字。其后,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期里,越南上層社會把漢語文字視為高貴的語言文字。朝廷的諭旨、公文、科舉考試,以至經營貿易的賬單、貨單都用漢字書寫。小孩讀書也像當時中國一樣,一直到公元13世紀,“喃”字的出現。

  “喃”字是以漢字為基礎,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創造出的一種新型文字。往往用兩個漢字拼成一個新字,即借用一個同越南語音相近的漢字和一個同越南語義相近的漢字,把二者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新字。“例如,越南語中的‘三’,音為‘ba’,新字就寫作‘巴三’;越南語中的‘公鳥’,讀作‘公’字音,意為孔雀,因為越南語中孔雀音為‘cong’。這就是喃字,用以區別儒字(漢字)。”

  1945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后,拉丁化新文字成為越南的法定文字,稱為“國語字”,但漢字對越南各方面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在當今越南語中,漢語借詞占越南詞匯的70%左右。這些漢語借詞絕大多數保持了漢語詞的原意,如“人民”、“歡迎”等等。正是基于這種歷史和文化上的原因,現在越南的名勝古跡、寺廟的橫匾、對聯、家庭的祠堂都是沿用漢字。民間舉辦婚禮用雙“喜喜”,過春節貼倒“福”表示福臨門,為老人祝壽時也用“壽”字等。

新加坡、馬來西亞

  漢字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新加坡、馬來西亞。由于新加坡70%是華人移民,因此漢語在新加坡的使用頻率相當高。據雷教授介紹,新加坡的母語是馬來語,漢語和英語為該國的兩大官方語言。1968年新加坡教育部成立簡化漢字委員會,1976年發布的修訂本《簡化字總表》所收簡化字與我國的簡化字完全相同,書寫上也采用橫排方式,并且采用與我國一致的漢語拼音。2007年,李光耀在一次公開活動中曾說,“在中國崛起的態勢未明朗化之前,許多家長都埋怨子女花太多時間學習漢語,然而隨著中國的國力日益強大。家長們都逐漸意識到如果子女沒好好掌握兩種語文,或對中國的文化和國情不甚了解,將錯失很多機會”。

  馬來西亞有中國血統的馬來人和華僑占全部人口的76%,學校推行雙語教育。馬來西亞教育部于1973年成立簡化漢字委員會,1981年正式頒布《簡化漢字總表》,所收簡化漢字與我國也完全相同。

  泰國目前已經建了12所孔子學院,在很多泰國圖書館、泰國人的家里都有中國文化典籍。泰國當地的居民在日常生活當中都會經常使用漢語。

其他

  • 華人聚集地
    • 印尼華人聚居地區
    • 文萊華人聚居地區
    • 泰國華人聚居地區
  • 日僑聚居地
    • 巴西的日僑聚居區
  • 越僑聚居地
    • 歐洲、北美的越僑聚居區
  • 韓僑聚居地
    • 歐洲、北美的韓僑聚居區。

文化特征

  漢字文化圈之間文化交流,日本江戶時代的儒學者常和朝鮮的儒學者用漢字筆談的方式來爭論儒學問題;明清時代來華朝貢使節團的安南(越南)使節與朝鮮使節互贈漢詩。

  即使在現代社會,利用漢字的筆談也為東亞人民之間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越戰期間,一名被派遣至越南的韓國國軍排長在與越南當地村長以漢字筆談后,讓這個小村落的無辜村民逃過了美軍的猛烈轟炸;一些南朝鮮游客在前往中國旅行時,因水土不服而瀉吐時,向中國藥劑師遞上寫有“腹痛”和“消化不良”的字條后,即迅速獲得處方。

政治意識

  主要有華夷思想(中華思想、小中華思想)、天下觀思想、中國中心主義。因而大多國家還有外交的封閉傾向,以及內部政治集中、高度穩定的特質。

歷法歲時

  漢字文化圈都遵循中國的夏歷及其歲時祭享之俗。中國的歷法,是從夏朝開始的,所以又叫夏歷。漢人周年作息,隨月令二十四節氣而為生活節奏。自《周書》「周月」、「時則訓」所見,有四季春夏秋冬,再分十二個月及二十四節氣。古有"三正"之說,夏正建寅(孟春正月),殷正建丑(季冬十二月),周正建子(仲冬十一月)。中國以正月為歲首源自“行夏之時”是儒家的治國要義和神道設教的深意,可謂傳承先圣之天時要義。[6] 歲時歷法見於《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管子·幼宮》、《淮南子·時則訓》。《禮記·月令》既反映了其編定成書以前有關的歲時民俗,也是成書以后的歲時民俗的直接源頭。歲時民俗就脫胎于月令文化以及與月令有關的文獻,與四時相對應,每時都有一班帝神,與時月、天氣的變化相對,每個月各有相應的祭祖規定和禮制。

  中國的歲時、歲事、月令、時令在日本被稱為“年中行事”或者“名節”,在韓國稱為“歲時風俗”。[7] 江戶時代斎藤月岑著有《東都歳事記》,朝鮮時代柳得恭著有《京都雜志(????)》(1800年前後)、金邁淳著《洌陽歳時記(?????)》(1819年)、洪錫謨著《東國歳時記(?????)》(1840年前後),其中多引用中國古典,仿宋朝故事,慕華思想深厚。

禮儀文化

  中國、日本、朝鮮在儒教的影響下,以四書五經為基礎形成了相似的冠昏喪祭的習俗,以及衣冠制度。

冠禮

  儒教傳統里,男子二十歲行冠禮,取字,女子行笄禮,為成人之道。天子諸侯為早日執掌國政,多提早行禮。周文王十二歲而冠,成王十五歲而冠。日本近代以來稱之為成人式。朝鮮的規定亦相似。

婚禮

  東亞文化圈各國皆遵循共同的婚禮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納采就是求婚,問名為請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納吉為占卜生辰八字是否合適,納征為交納彩禮,請期為確定迎親日期,親迎為迎接新娘。納采就是求婚,問名為請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

喪禮

  東亞文化圈各國都遵循喪服、喪制的禮儀,主要表現為披麻戴孝、招魂等等禮節。

文字文學

  歷史上,正式場合主要使用正體漢字,民間亦使用本民族文字(假名、諺文、喃字)。

  歷史上,正式場合多使用漢文(文言文),民間亦使用本民族文字與漢字混用的本民族文書系統(參看:韓漢混用文)。

生活文化

  主食稻米,懂得品茶,使用筷子進食。 中國傳統建筑(參看:宋朝建筑等)、日本傳統建筑、朝鮮傳統建筑、越南傳統建筑、琉球傳統建筑(參看:首里等)都有相似建筑風格。 地理名稱上,因具有相似的地理風水特征或有著類似的歷史文化背景,而同名,如日本的湘南與中國的湘南(湖南南部),韓國的襄陽與中國湖北的襄陽,越南的太原與中國的太原,等等。 基于儒教四書五經形成的禮儀服飾:漢服、和服、韓服、越服、琉裝。朝鮮語的「??」一詞在李氏朝鮮覆滅時指的是漢服。

工藝技術

  中國的工藝技術可追溯到《周禮·考工記》記載的六門工藝里的三十個工種,包括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摶埴之工等,包括木工、金工、皮革、染色、琢磨器物及制陶等內容。韓國與日本,在傳統工藝的很多方面,是直接學習或者繼承了中國的技藝與造物精神的。古代日韓工藝文化的發展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即包括工藝技巧、工藝形式等的傳授和模仿,也包括深層次文化觀念的借鑒和學習。比如漆器工藝是途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在南線,中國漆器流通主要在與百越、安南、身毒、暹羅等國之間,并通達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地區。螺鈿技藝的傳入對于朝鮮半島漆藝的影響意義重大。

關于漢字文化圈內各國專有名詞的翻譯

  漢字文化圏內用漢字表記的專有名詞(地名、人名),翻譯到圈內其它地域時,以往通常按照當地相應的漢字讀法(通常采用音讀)來讀。但是這種專有名詞翻譯原則在近代以后產生了變化,主要原因是朝鮮半島和越南的漢字廢止。

  屬于漢字文化圈的各國,按照傳統都將彼此之間的專有名詞(人名、地名等)中的漢字用各自的語言的漢字音念出來。

  例如“日本(日語發音:nippon或nihon)”一詞在漢語普通話、朝鮮語、越南語中便分別念作“ri-ben”、“il-bon”和“nhat-ban”。這是因為這些國家都用各自的漢字音念“日本”兩個漢字。

  就日語而言,“毛澤東”念“mou-taku-tou”、“濟州島”念“sai-shu-tou”、“阮福映”念“gen-fuku-ei”。當然,這些讀法只能在日本語中通用,與當地語言(漢語、朝鮮語、越南語) 的發音不相同。

  對于中國沿用漢字的地區的固有名詞,日本一般仍慣用日語漢字音讀法。但是對于越南、朝鮮等已經廢除漢字或者漢字使用率極低的國家的專有名詞,日本則日益趨于使用從當地語言的讀音音譯的讀法,這種讀音被稱為“現地音”。

  日本的傳媒于80年代開始對韓半島的專有名稱改用現地音讀法,所以現在一律以現地音讀法為準。所以,“濟州島”被按照從韓語的音譯念作“che-ju-do”或者“che-ju tou”。但是,與歷史有關連的用語則往往不受此限制,如“李承晚ライン”及“光州事件”等則仍普遍使用日語漢字音讀法。近代以前的人名如“李舜臣”和“金玉均”等普遍仍以日語漢字音讀法分別念作“ri-shun-shin”和“kin-gyoku-kin”,但現時教科書則有時將日語和當地 (朝鮮語) 發音并列出來,有時干脆只標出當地發音。

  由于越南廢除漢字的時間比較長,所以日本對越南的固有名詞多使用當地讀法。現在日本稱越南為“ベトナム(betonamu,從“vietnam”的音譯)”而非“etsu-nan(“越南”兩個漢字的日語漢字音讀法)”。日文中的朝鮮/韓國專有名詞會以漢字表示,并且在漢字之上用片假名注明當地 (朝鮮語) 讀法,但越南的固有名詞則幾乎完全不用漢字表示。現在日本只會用片假名“ホーチミン(hou-chi-min)”來代表“胡志明”,幾乎完全不用“胡志明”這三個漢字,亦不會按日語讀法念作“ko-shi-mei”。另一方面,日本對于越南古代的人名、地名、歷史用語、古代寺院名稱、年號等則仍然使用日語漢字音讀法。 原則上,日語漢字音讀法一般使用漢音,但往往有例外,如臺灣的“高雄”訓讀為“takao”,“西太后”使用濁音念“sei-tai-gou”,“金日成”、“濟物浦”亦分別使用促音念作“kinnissei”和“saimoppo”,而“金正日”念作“kin-sei-nichi”或“kin-shou-nichi”均可。

  至于漢語,則一律把朝鮮、越南的人和事物以漢語讀音念出來,甚至是日語的訓讀詞匯,也多采用漢字音讀法而非音譯。

  現代的朝鮮語一般以當地讀法去念中國、日本、越南等地的專有名詞。但對于有歷史關系的用語則使用朝鮮語漢字音讀法,例如“豐臣秀吉”念作“pung-shin-su-gil”,而著名的地名如“東京”亦常常念作“tong-gyeong”。

  就越南語來說,其一般以當地的讀法(即現地音)去念日本、朝鮮/韓國等地的專有名詞。但對于中國的專有名詞,則多以越南語漢字音來讀。對于涉及歷史的專有名詞,越南語仍多以現地音去念日本、朝鮮/韓國等地的歷史專有名詞,而用漢越音讀中國的歷史的專有名詞。

中文方面

  中文世界對于朝鮮和越南的專有名詞的翻譯仍然完全采用漢字。但是由于近代以后朝鮮半島和越南的漢字廢止,由于表面上無法分辨使用的是哪個漢字,從而使某些朝鮮、越南的源自漢字的專有名詞的翻譯產生了偏差,同樣在使用假名的日本人姓名的翻譯上,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日本女演員“宮沢りえ”、現代中文通常翻譯成“宮澤理惠”。其實她的本名是“宮澤梨繪(宮沢梨絵)”。這是因為翻譯者判斷其名字“りえ”的發音用日本語通常表記為“理恵”,所以就用下去了。在對朝鮮半島和越南人名、地名的翻譯上也出現有同樣的情況,例如韓國女演員宋慧教(???)在華人社會卻常被譯為“宋慧喬”,本名反而很少人知道,另外有不少韓國演員姓名都有好幾個不同的中文翻譯,卻未必是正確的。

  對于用固有詞表示的專有詞匯,中國方面雖盡可能使用漢字表記(若存在),但有時采用音譯。例如韓國首都,舊名為漢城(??, Han-Seong),為漢字詞,現代漢語直接使用其原漢字“漢城”表示其名稱。1946年8月15日韓國發布城市憲章,并將其首都改稱為“??(發音為:Seo-Ul)”,“??”為朝鮮語(韓語)固有詞,無對應的漢字,2005年以后,中國(包括臺灣、香港)逐漸采用音譯的“首爾”來表示該城市名稱(原漢城市議會宣布城市中文名稱更改,韓國政府追認通過,并希望世界共同更改)。同樣位于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和越南,也曾使用相應的漢字詞表示其舊稱,如日語的“漢城”、越南語的“Hán Thành”(“漢城”的漢越音)。漢城改名后,日本首先改用音譯表示其固有詞的名稱“??”,叫做“ソウル”(souru),越南語后來也采用音譯,由于越南20世紀40年代開始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國語字),其音譯則直接使用韓文羅馬字“Seoul”。

日文方面(日語里的漢字)

  中國字在日語中叫漢字,實際上是表意符號,每一個符號都代表一件事或一個觀點。常見的是一個漢字有一個以上的音。在日本,漢字是用來書寫起源于中國的詞和土生土長的日本詞。

  “日本語”是漢字。“日本語”就是“日語”的意思了,但它的發音卻不是中文發音。“日本語”的讀音為“にほんご”(發音“ni hon go”)。在這里,假名“にほんご”就相當于日語中漢字“日本語”的拼音了(當然它并不是真正的拼音)。日文中有很多漢字,它們大部與其漢字意思有關,但讀音往往不同。盡管較完整的日文字典所收的漢字可達50000個,但現在使用的數目要小得多。1946年,文部省將通用和正式使用字的數目定在1850個,包括小學和初中所教的996個字。這一單子在1981年被略有擴大的1945個字的單子所代替,盡管大多相同。報紙以外的出版物不受此單子的局限。而且,許多讀者了解詞義的漢字的數目比標準的公立學校的課程所教的漢字多得相當多。

  2010年4月,日本文化審議會漢字小委員會匯總了新常用漢字表的最終方案,共收錄了2136個字。除在現行1945個漢字的基礎上新收錄“俺”、“岡”、“賂”等196個字外,還將刪除“匁”等5個字。該委員會最快將于2010年6月向日本文科相匯報新常用漢字表,預計將在2010年內公布。

  2010年的此次修改工作結合了電腦、手機等信息工具的普及使復雜漢字也變得易用的社會現狀。這將是1981年現行常用漢字表制定以來首次被修改。委員會根據組詞頻率高、漢字比假名更易領會等標準進行選定。雖然僅在固有名詞中出現的漢字原則上不在收錄之列,但都道府縣名稱中所用的“岡”、“熊”、“茨”、“栃”、“埼”、“梨”、“阜”、“奈”、“阪”、“媛”和“鹿”共11個通用性較高的字被新收錄在方案之中。此外,近畿的“畿”、韓國的“韓”也將添加至新表中。應內閣法制局的要求,最終方案中還增加了“法律中常用”的“勾”、“賂”等4個漢字。“郁”等筆畫較多的漢字也將收錄在內。

日文方面(日語的國字)

  日文里“ 國字”這個詞有三個意思一是日本國的文字, 包括漢字、假名等用來記錄日語的所有的文字符號;二是日本人創造的假名, 以區別于由中國傳去的漢字;三是日本人模仿漢字的結構自造的漢字。但日本人通常所說的“ 國字” , 是指第三種意思。這時的“ 國字”又叫“ 和字” 、“ 俊字” 、“ 和俗字” 、“ 和制漢字”等。在這里要討論的問題就是第三種意思的“ 國字” 。  漢字傳入日本后, 日本人就舍棄漢字的音而用其形和義來表示日語的固有詞匯, 如用“ 山” 表示“ やま”,用“ 海”表示“ うみ””等。但由于日本的自然環境,社會形態, 生活習慣等諸多方面與中國不同, 所以日  語里有些概念是漢語里所沒有的, 也就找不到相應的漢字來表示日語里的這些概念, 于是日本人就模仿漢  字的結構自造漢字來表示日語里的這些概念。如造“ 榊” (讀作さかき)字表示祭神之樹, 造“ 辻” (讀作つじ)字表示十字路口, 造“峠”( 讀作とうげ)字表示山路由上山轉向下山的最高處, 造“ 躾”( 讀作しつけ)字表示禮節、禮貌上的教養、管教。  國字的大部分是用六書的“會意法”創造的,即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字或漢字部件組合在一起表示一個概念。下面舉幾個典型的會意法造的國字。  辷る(すべる):走之旁和意為平滑的“一”字組合表示“滑”、“發滑”(注:該詞又作滑る)  辻(つじ):和“十”組合在一起表示“十字路口”。

日文方面(音読、訓読、熟字訓)

  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日文中的全部漢字約有幾萬個之多,但是常用的則只有幾千個。1946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了“當用漢字表”,列入1850個漢字。1981年10月又公布了“常用漢字表”,列入1946個漢字。在教科書和官方文件中,一般只使用列入“常用漢字表”中的漢字。  每個漢字一般都會有兩種讀法,一種叫做“音讀”(音読み/おんよみ),另一種叫做“訓讀”(訓読み/くんよみ)。  “音讀”模仿漢字的讀音,按照這個漢字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時候的讀音來發音。根據漢字傳入的時代和來源地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唐音”、“宋音”和“吳音”等幾種。但是,這些漢字的發音和現代漢語中同一漢字的發音已經有所不同了。“音讀”的詞匯多是漢語的固有詞匯。  “訓讀”是按照日本固有的語言來讀這個漢字時的讀法。“訓讀”的詞匯多是表達日本固有事物的固有詞匯等。  有不少漢字具有兩種以上的“音讀”音和“訓讀”音。  部分詞例如下:  音讀詞例:  青年(せいねん)、技術(ぎじゅつ)、戀愛(れんあい)、翡翠(ひすい)、読書(どくしょ)、人(じん,にん)、幸福(こうふく)、  訓讀詞匯:  青い(あおい)、術(すべ)、戀(こい)、好き(すき)、読む(よむ)、人(ひと)、幸せ(しあわせ)、漢字的音讀、訓讀  漢字“海”可以讀成“カイ”也可以讀成“うみ”。“カイ”是它的音讀,“うみ”是它的訓讀。  音讀是基于從我國傳入日本的發音而形成的發音;訓讀是將與漢字的意思相對應的“和語”————日本原先就有的語言發音作為它的讀音固定下來而形成的。  “史·憲·巨”等漢字一般只使用它們的一種音讀,“貝·又·咲(さ)く”一般只使用它們的一種訓讀,但這類漢字較少。日文里的漢字通常都有兩三種甚至更多的音訓讀發音。比如“生”,音讀可讀作“セイ·ショウ”,訓讀可讀作“いきる·いかす·いける·うまれる·うむ·おう·はえる·はやす·き·なま”等。  同上面所說的,漢字每個字都有與之對應的音讀、訓讀,但也有一些比較特殊。比如“梅雨”,它的發音為“つゆ”,不能把每個漢字分別讀什么區分開來。我們把這類發音叫做“熟字訓”。以下這些也是“熟字訓”:  田舎(いなか) 時雨(しぐれ) 相撲(寫作“相撲”,すもう) 土產(みやげ) 為替(かわせ)紅葉(もみじ) 吹雪(ふぶき) 足袋(たび) 日和(ひより)

朝鮮文/韓文方面

  韓國對于中國的人名、地名部分采用現地音來音譯(如: 北京-->??? Beijing),部分采用漢字音直譯、即把中國的人名、地名的漢字用朝鮮語的音讀方法讀寫出來(如: 北京-->??)。韓國對于日本和越南的人名、地名大部分采用現地音來音譯(如:河內 Hà N?i -->???)。

  朝鮮對于中國、越南的人名、地名的翻譯,較之韓國來說,使用漢字音直譯的情況多一些。這亦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官方機構及韓國商人在中國的生活。舉例說:“吉林”按這兩個漢字的韓語發音“??”(Gillim),無論是吉林當地的朝鮮語出版物還是在當地生活的韓國商人,都一律采用“??”這種寫法。可是,在韓國當地的報章,卻一律把“吉林”按其普通話發音寫成為“??”(Jilin)。這使雙方在溝通方面出現不少問題。

越南文方面

  越南對于中國的人名、地名多采用漢越音翻譯。即把中國的人名、地名的漢字用越南語的音讀(漢越音)方法讀寫出來。對于日本和韓國的人名、地名多采用音譯,即直接引用其相應羅馬字的寫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名字用越南語寫作“Abe Shinzō”,這是用現代日本語的讀音來轉寫的表記方法。“安倍晉三”這四個漢字用越南語的漢越音讀為“An B?i T?n Tam”,但是這種表記方法一般不使用。朝鮮語亦有同樣的翻譯方法。

“漢字文化圈”與“儒家文化圈”

  關于漢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關系:有漢字的地方未必有儒學,有儒學的地方一定有漢字。這說明,文字作為一種語言工具,其表意功能是是基礎性的,其他文化、文明的傳播也離不開語言文化的傳播,正是“非語言無以言道”。但是漢語言文字本身并不必然意味著儒家文化及其價值觀占據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二者常常是分離的。因此,不能將漢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在文化內涵上視為一體。

  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中國是儒家思想的發源地,而在在日、朝、越諸國中,越南是最早接受儒家文化的,這是因為在漢朝以來的一千多年中,今天的越南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也得以移植到此。在朝鮮半島,早在公元前1世紀至7世紀間,高句麗新羅百濟等已先后接受中國的文化。到了高麗時代(917-1392年),儒學傳入朝鮮半島,而高麗王朝在政治制度、考試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模仿中國。在日本,《論語》早在4世紀就已傳入,而自6世紀中葉開始推行的“大化改新”的特征就是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8 -12世紀間,日本還模仿唐朝的科舉制度,實行以貴族子弟為選拔對象的貢舉制度。

最后修改于2017年6月10日 (星期六)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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