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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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經》,中國古代儒家倫理學著作。十三經之一,為十三經中唯一獲皇帝(唐明皇)御注的書。傳說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時已有人懷疑是出于后人附會。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成書于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現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書共分18章。

  全書一千八百多字,篇幅雖小但依然為一獨立的經書。孝經孝經現存今古文兩種版本,今文較為流行。

  《孝經》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發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范,“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書中指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祿。《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系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并把“孝”的社會作用推而廣之,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統而詳細的規定。它主張把“孝”貫串于人的一切行為之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是孝之終。它把維護宗法等級關系與為君主服務聯系起來,主張“孝”要“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并按照父親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提出“孝”的具體要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孝經》還根據不同人的等級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于其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則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士階層的“孝”是忠順事上,保祿位,守祭祀;庶人之“孝”應“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在中國自漢代至清代的漫長社會歷史進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將來”的經典,對傳播和維護社會綱常、社會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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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孝經》是中國古代儒家倫理學著作。該書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發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范,“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書中指出,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祿。《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系起來,認為 “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并把“孝”的社會作用絕對化神秘化,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孝經》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統而煩瑣的規定。它主張把“孝”貫串于人的一切行為之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是孝之終。它把維護宗法等級關系與為封建專制君主服務聯系起來,主張“孝”要“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并按照父親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提出“孝”的具體要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該書還根據不同人的等級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于其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則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則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士階層的“孝”是忠順事上,保祿位,守祭祀;庶人之“孝”應“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孝經》還把封建道德規范與封建法律聯系起來,認為“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國家法律的權威,維護封建的宗法等級關系和道德秩序。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將來”的經典,對傳播和維護封建綱常起了很大作用。

成書及時代問題

  《孝經》的成書時代問題,是一個爭論不休話題。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如下幾家:

  第一,孔子自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漢書·藝文志》、《孝經緯鉤決》、邢昺《孝經正義》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書持此觀點。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又如《漢書·藝文志》說:“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漢代儒生大多持這一見解。然而細心觀察就不難發現,此論又與《孝經》的文字有直接的矛盾。如《孝經》開始就說:“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如何如何。這完全是第三者描述孔子授課的記錄語體。且孔子也不能自稱“仲尼”,而對著學生叫“曾子”, 《論語》一書,都是直呼其名“曾參”或“參”。所以《孝經》的人稱用法,是與古人的習俗嚴重違背的,講究禮儀規范的儒生當不至于鬧出如此笑話。

  第二,曾子所錄。孔安國《古文尚書·序》說:“曾子躬行匹夫之孝,而未達天子諸侯以下揚名顯親之事,因侍坐而諮問焉。故夫子告其誼,于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為大也,遂集而錄之,名曰《孝經》;此說也是從《孝經》字面意義而發的,但從思想的內涵看,《孝經》的許多內容,與孔子、曾子的觀點又多有抵觸之處,突出表現在“諫爭”問題上。孔子講:“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曾子說:“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大戴禮記·曾子大孝》)可《孝經·諫爭》卻說:“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哉?”很難想象,同一個曾子會寫出如此自相矛盾的文章。

  第三,曾子門人編錄。宋代思想家就開始懷疑《孝經》為孔子本人或曾子所作,司馬光、胡寅、晁公武等人持此說。如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說:“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意,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也。”此說比較中允平實,得到了近、現代大多數學者的認同。筆者也有相同的認識,前文關于曾子學派的孝道觀與《孝經》的聯系,已多方論證,此處不再贅述。一些學者因《孝經》中關于“諫爭”的思想,與荀子在《子道》中提出的“從義不從父”的觀念極為近似,所以推測《孝經》當成書于戰國末期。一些學者因《呂氏春秋·察微》一章曾經引證:“《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這段文字與《孝經·諸侯章》完全相同,故斷言《孝經》產生于《荀子》之后,《呂氏春秋》以前,大約在公元前240年-238年。(康學偉:《先秦孝道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但也有一些學者因蔡邕《明堂論》曾引魏文侯作《孝經傳》,便斷定此書是曾子弟子作于戰國初年。(張濤:《孝經作者與成書年代考》,《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1期)那樣,《孝經》與《孟子》、《荀子》思想內容一致之處,就成了孟、荀二人引證《孝經》了。

  第四,子思所作。王應鱗、倪上述等人持此論。如倪上述《孝經勘誤辨說》:“孝經,…… 考之本文,揆諸情事,確為曾氏門人所記,且斷與《大學》、 《中庸》同出于子思。此三書之中,于仲尼則稱字,祖也;于曾子則稱子,師也。”這種說法從稱謂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但子思是孔子之孫,離孔、曾時代較近,其思想一致之處應當比較多,而《孝經》則與《中庸》及郭店新出土的竹簡中屬于子思子的作品,有較大的差距,難以使人信服。

  第五,七十子之徒遺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為近,要為七十子之徒之遺書。”阮元在《石刻孝經論語記》中說:“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撰。”這是清代學者的一種看法,但難免失之于籠統。第六,漢儒偽作。在宋代,即有人對《孝經》的作者與產生年代提出了疑問,宋明理學家以一種懷疑的精神對傳統的經學提出了挑戰。“在近代的疑古思潮中,此說更有廣泛的市場。梁啟超、胡適等人均持此立場。現代蔣伯潛的《諸子通考》、楊伯峻的《經書淺談》、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 、沈善洪、王鳳賢的《中國倫理思想史》等著作,也都采納此說。但此說與《呂氏春秋》有關于《孝經》的記述相矛盾。而且論者也多將《禮記》歸為漢儒的作品,可1997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戰國時期楚國竹簡中,有《緇衣》一篇,與現行本《禮記》中的《緇衣》基本相同,給“疑古派”們出了一個難題。

影響

  《孝經》對不同地位的人分別進行了論述。首先,天子之孝是不僅要對自己的親人恪盡孝道,還要推而廣之,以此教育人民,規范天下。正如《天子章》所說:“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諸侯之孝則不同于天子,他應做到“在上不驕”,“制節謹度”,這樣,“富貴不離其身,然后能保社稷和其民人”(《諸侯章》)。保住社稷和人民才是諸侯之孝;作為輔佐國君的卿大夫,他的孝完全體現在言和行上,言行俱遵行正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這樣才可以保住宗廟(見《卿大夫章》);士是統治集團中的“基層群眾”,他的孝可以用忠、順二字概括,即《士章》所說的“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庶人之孝則與上述諸人都不相同,他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章》)。也就是說,按照春生冬藏的規律進行勞作,是庶人之孝。

  很顯然,這些內容所表達的是擴大到社會生活中的孝,是孝對社會生活的規范。換言之,一切社會生活都可用孝來解釋和衡量。用孝來規范社會、規范政治生活、協調上下關系,一句話,以孝治國,是《孝經》所極力倡導的。通觀《孝經》,談治國之處甚多。最值得重視的是屢屢談到天子要以孝治國,除《天子章》外,篇中多舉先王、明王、圣人之例來加以說明。例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開宗明義章》)。所謂“至德要道”就是孝。“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孝治章》)。以孝治國的作用之大,于此可見。“圣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圣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圣治章》)。這里的“本”,也還是孝。孝既然對治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天子自當推而廣之, “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以身作則,遵行孝道,這是天經地義的,因而可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感應章》)。強調天子以孝治國,是對“教之所由生也”觀點的具體闡述。后世對《孝經》中以孝治國和天子要遵行孝道的觀點往往不予強調,實際上是忽略了《孝經》的精髓和價值。《孝經》在秦始皇焚書時,與其他儒典同遭厄運。漢初,河間人顏芝及其子顏貞獻所藏《孝經》十八章,世稱顏芝本。該本用當時通行的文字書寫,稱今文本。此外,《孝經》還有古文的孔壁本,是魯恭王得自于孔子舊宅壁中之本。所以《孝經》有今文、古文之分,古文《孝經》二十二章,內容略多于今文本。唐宋以后最為流行的是唐玄宗于開元年間依今文《孝經》撰注的御注本。《孝經》還把封建道德規范與封建法律聯系起來,認為“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國家法律的權威,維護封建的宗法等級關系和道德秩序。 《孝經》在唐代被尊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將來”的經典,對傳播和維護封建綱常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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