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

《史記》(明萬歷二十六年北監刊本),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北京大學圖書館及臺灣大學圖書館各有藏此版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西漢司馬遷著。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該書記事始于傳說中的黃帝漢武帝時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

  《史記》貫穿經傳,整理諸子百家,為中華民族保存了紀元前千余年的歷史文化。

  《史記》對后世史學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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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史記》是一部縱橫古今數千年的巨著,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孝景本紀》、《孝武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后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

  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漢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

  《史記》的寫作,對司馬遷而言,首先是秉承遺命,繼續先祖的太史事業。他的父親司馬談早就打算編寫一部史書,但是這個愿望未能實現。臨終司馬談囑咐兒子:“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鱗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記,這是延續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業,作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時代也提出了構建新的歷史文化文本的內在要求——“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瑞符,封建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為了編寫《史記》,司馬遷耗盡了畢生精力。撰寫史書,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記》的取材極其廣泛,一是文獻材料,二是交游所得。司馬遷一生交游很廣,彼此過從往來,也獲得了許多極珍貴的史料。三是實地采訪。司馬遷二十歲即四處游歷,行程幾乎達到西漢王朝的全境,在游歷的過程中,司馬遷還特別注意金石碑刻的記錄,開創了運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紀》等。

  如果僅僅是歷史材料的堆積,當然也完成不了一部偉大的著作。司馬遷之所以蒙受奇恥大辱卻“就極刑而無慍色”,是因為具有偉大的抱負。他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才支撐著艱苦卓絕的編寫工作,給中國歷史學留下一部光輝不朽的著作。


《史記》的內容和體例

  《史記》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馬遷歿就有十篇散失。西漢博士褚少孫補之。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補之,如《孝武本紀》摘抄于《封禪書》,褚少孫雖才識不足也不至于如此。另有唐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史記》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共分成《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個主題,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個章節。其中:

  《本紀》 是“天下”統治者的事跡,“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的緣故。

  同時,《本紀》也是全書的總綱,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 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表”,所以列記事件,使之綱舉而目張,以簡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觀覽、檢索。

  《書》 記述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家》 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或貴族事跡,“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后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于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咤風云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 呈現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中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七十篇列傳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擺在全書的最后,這是古代學者著書的慣例。

  總之,司馬遷寫作《史記》以“本紀”敘帝王,以“世家”載諸侯,以“列傳”記人物,以“書”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網羅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為起迄如《春秋》的編年史、以地域劃分如《國語》的國別史的局限,創立了貫穿古今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通史先例,成為正史的典范。

  不同于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后為副。至此以后,尚有《漢書》、《三國志》和《后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札記》云:“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史記》的文章可分成兩個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后面會加上作者的評論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為起頭,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


《史記》版本

  《史記》版本眾多,目前現存最早的版本為南北朝時期的抄本殘卷。最早的刻本為北宋時期的《史記集解》單刻本。南宋的黃善夫刊本為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

  中華書局發行的《史記》,分簡體和繁體版本,也有帶“三家注”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當今最好的版本。

  白話文則有韓兆琦譯注的《新白話史記》(簡化字本由中華書局出版,正體字本由臺北三民書局出版),張烈等人譯注的《史記》(簡化字本由貴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正體字本由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他工具書則有哈佛燕京社編《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黃福鑾編《史記索引》、李曉光、李波編《史記索引》、鐘華編《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編《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倉修良主編《史記辭典》等。


  歷代重要善本:

  南宋黃善夫刻本(簡稱“黃善夫本”)

  明朝嘉靖、萬歷年間南北監刻二十一史本(簡稱“監本”)

  明朝毛氏汲古閣刻十七史本(簡稱“毛刻本”或“汲古閣本”)

  清朝乾隆年間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簡稱“武英殿本”或“殿本”)

  清朝同治年間張文虎整理,金陵書局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百三□卷(簡稱“金陵局本”)


評價

  魯迅在他的《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為知言。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建立了杰出的通史體裁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一點,只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于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

  中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范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后,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于是,晉朝荀勖適應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里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于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

  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傳文學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對于魏晉小說、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戲曲,都有很大影響,成為中國文學重要的源頭活水。

  當然,司馬遷修撰《史記》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歷史哲學體系。


研究考證

篇數及續補

  《史記志疑》(清朝·梁玉繩)據司馬遷說,《史記》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 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衛宏給《漢書舊儀》這本書作注,說道:“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

  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漢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

  《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注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余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劉向,向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于哀平間,尤名《史記》”。后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

  《史記》以后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并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

  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后漢書·楊終傳》云,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余萬言”。被刪后僅十余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后即失傳,以后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考據與集注

  《史記探源》(清朝·崔適)《史記》在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后,“史記”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始于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

  唐朝時期,由于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文學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

  宋元之后,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于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裴骃注)、《史記索隱》(唐·司馬貞注)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注)。

  《史記集解》兼采當時裴骃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茍。

  《史記索隱》進一步指出了《史記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并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辟。

  《史記正義》的作者長于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辟。

  讀《史記》原文,同時注意看一看這“三家注”,對原書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華書局重新標點校勘排印的《史記》,就是與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研究專著綜述

  《史記校正》 王叔岷《史記》成書后,由于它“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以及清朝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

  張文虎著《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一書對《史記》的史文及注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他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和時本,擇善而從,兼采諸家,金陵局本就是經過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自漢代至清代,《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注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


工具書

  有關《史記》的工具書,以《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于《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鐘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詞匯及習俗語,最為有用。

參見條目

最后修改于2019年4月1日 (星期一)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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