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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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校注》插圖:夸父逐日
《文心雕龍》(明萬歷十年刊本)
明人演《琵琶記》圖
首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者合影(1982年12月15日)

  中國文學漢語拼音:Zhongguo Wenxue;英語:Chinese literature),中華民族文學。以漢民族文學(漢語文學)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體。中國文學有數千年悠久歷史,以特殊的內容、形式和風格構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審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傳統和理論批判體系。從中華文明起源至今已有7,000余年歷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也有3,500余年。中國文學以獨特的語言載體、文化內涵、文體形式、文學觀念和審美追求,構成世界文學中一種自成系統的類型,而與世界各國文學共同發展。

中國文學發展概況

  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文學都有各自發生、繁衍、發展的歷史,也有各自的價值與成就,例如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維吾爾族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傣族的《召樹屯》、彝族的敘事長詩《阿詩瑪》、蒙古族的敘事詩《嘎達梅林》等,都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的璀璨明珠。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互相補充,使中國文學表現出極大的豐富性和多層次性。

  詩歌是中國文學中產生最早的藝術形式之一,《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中最早的詩篇產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產生于春秋中葉。緊接著,又興起了一種新的詩體——楚辭。《詩經》中的國風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是中國古代詩歌的兩個典范。以創作方法而言,國風和《離騷》分別開創了中國文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漢魏六朝,出現了帶有民間文學剛健清新風格的新詩體——樂府,強烈的現實感,是樂府的重要標志。《陌上桑》、《孔雀東南飛》、《木蘭詩》等,都是中國古代長篇敘事詩中的瑰寶。在樂府詩的發展過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漸引人注目,到漢末出現了《古詩十九首》,五言詩這種詩體便基本成熟了。七言詩的產生要晚于五言詩,它的廣泛流行,大約在晉宋之際。經過齊梁間以沈約為代表的永明體詩歌在聲律方面的充分準備,到唐代,近體詩進入鼎盛時期。在這個時期,古體詩和近體詩全面發展,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聞名的偉大詩人。

  中國詩歌同音樂有非常密切的聯系。兩者的關系發展變化經歷了以樂從詩、采詩入樂和倚聲填詞3個階段。倚聲填詞是詩與樂各自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進行的一種更為高級的形態組合。詞,是一種音樂化的文學樣式,起源于民間,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詞漸成風氣。五代時,中國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問世。到宋代,詞的現實內容和表現形式達到了完美統一的程度,成為可與唐詩并列的中國文學的另一座高峰,出現了蘇軾等一大批杰出的詞作家。南宋后期,詞逐漸失去了和樂能力。而以胡樂結合北方民間的俚曲,配入通俗化語言而形成的新詩歌樣式——散曲,引起了人們新的興趣。散曲大量吸收民間方言俚語,具有濃厚的市民文學色彩,并且具有以往詩歌中少見的詼諧和幽默,給詩壇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發展,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興盛的體裁之一。宋詞元曲興起以后,傳統詩歌仍在創作,宋、元、明、清各代都留下大量詩作,而且各具特色,但總的成就都沒有超過唐代。

  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中,與詩詞并列為文學正宗的是散文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記敘文議論文的集子是《尚書》,它是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雖然文字佶屈聱牙,但已略能敘事,初具文學特質。戰國時代,群雄爭霸,戰爭頻仍,士人紛紛獻計獻策,著書立說,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散文得到迅速發展,其中主要是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漢代散文更講究文采,對偶句增多,有辭賦化傾向。這時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這部巨著規模宏大又結構嚴謹,無論寫景狀物,還是刻畫人物性格、抒情議論,都獲得極大成功。因此,《史記》不僅被視為史書杰作,而且紀傳部分也是中國傳記文學的典范。駢文興盛之后,散文式微。直到唐代韓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對過于矯飾、漸趨空洞的駢文,散文才恢復了它的生機與地位。明清小品文是純文學散文的一種重要樣式,它吸收唐代散文的精髓,融入魏晉南北朝筆記文的諧趣和雋永,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賦與駢文,是中國文學中介乎詩歌和散文之間的兩種體裁。賦源于楚辭體,流行于兩漢,有詩的韻腳,崇尚鋪張揚厲。駢文則興盛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追求句式整齊,強調對仗工穩與音律和諧,但不要求押韻。

  在中國的傳統文學觀念中,小說常被當作街談巷議之言;戲曲被認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此,小說和戲曲起步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發展起來,一些偉大的作家與作品相繼出現,戲曲方面,如元代關漢卿的《竇娥冤》、王實甫的《西廂記》、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也均為文學珍品。《紅樓夢》更是紀念碑式作品,它把中國文學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許多知名的小說媲美。

  中國古代文學的正宗詩文,到清代中葉,大都由于因襲舊藝術形式、缺乏新思想內容而走向末路。鴉片戰爭以后,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本民族經濟文化上的弱點,文學上出現了龔自珍黃遵憲等為代表的開明派;戊戌變法運動前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代表人物梁啟超、黃遵憲等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主張,要求“崇白話而廢文言”,號召革命的政治小說也相繼產生,如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曾樸的《孽海花》等,都是揭露當時社會黑暗的譴責小說。與此同時,出現了以柳亞子秋瑾為代表的一群愛國詩人,他們救國圖存的作品,形成了近代文學中新的文學潮流。五四新文化運動使中國文學進入了光輝的現代時期。現代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成了新的文學主潮的思想基礎。民族危機、知識分子的道路、農民的苦難、抗爭與解放、武裝斗爭,是作品常見的題材。這時期的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出現了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世界性的作家。魯迅創作的《狂人日記》 、《阿Q正傳》、《祝福》、《藥》等富有高度思想性、藝術性的小說及大量雜文,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最偉大的里程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文學一方面發揚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學傳統,一方面又表現出新的歷史時期的時代特色。在更廣泛更深刻的程度上與人民結合,努力反映社會主義時期中國人民新的生活風貌,出現了一大批富有時代氣息的優秀作品。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文學停滯時期,從7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文學又出現新的轉機,大群新作家走上歷史舞臺,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得到恢復和發展,新的藝術形式和藝術方法獲得多方面開拓,文學內容也獲得很大程度的深化,中國文學呈現了新的繁榮局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由于政治和歷史的原因,臺灣文學及港、澳地區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另一軌道上相對獨立地發展。

中國文學發展歷程

  中國文學在有文字以前就已經產生了。以漢民族文學而言,曾經有非常豐富的神話傳說。像“女媧神話”、“羿神話”、“大禹傳說”之類神話傳說足以同世界上最優秀的神話傳說相媲美。可惜,這些豐富的神話傳說沒有能在上古時代得到整理,大多散佚了。但是,在各少數民族中卻保存和傳承了不少神話、英雄敘事詩(又稱英雄史詩)、古代歌謠等。這些珍貴的文學遺產,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的某些空白,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遠古神話、傳說和歌、諺屬于口傳文學,見于文字記載較晚,且散見于各種古籍。迄今能考訂的古歌如《禮記》所載的《蠟辭》,《吳越春秋》所載《彈歌》,相傳多屬遠古狩獵、農牧時代的紀實之作。而《山海經》所載的神話傳說則反映了先民千奇百怪的想象和幻想。商、周時代的文字見于考古發掘出來的甲骨和青銅器,即甲骨文金文。前者多為卜辭,后者則有記載祭祀和貴族歷史的。據到目前為止的考古發現,戰國初期已有竹木簡,竹木簡可以書寫,得以保存更多的文字資料,其中便有古代的某些文學典籍。

  詩歌是中國文學中產生最早的藝術形式之一。《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四言為主的句式和重疊反復的章法,是那一時代詩體的主要特色。稍后,在南方的楚地興起一種新的詩體——楚辭。楚辭是在楚地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

  與韻文相對的廣義上的散文,較早見于《尚書》,其中有一些記敘性和論說性的文字。春秋戰國時代,天下紛爭,士人紛紛著書立說,尤其是戰國時代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散文也在這種情況下迅速地成長起來。首先得到較大發展的是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

  漢代設置了制樂和采集民間歌謠的機構——樂府,這些采集來的歌謠和其他經樂府配曲入樂的詩歌被后人稱為“樂府詩”。漢樂府以民歌居多。在樂府詩的發展過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漸引人注目。到了漢末佚名詩人的《古詩十九首》的出現,表明五言詩體基本成熟。而從楚辭傳統發展起來的賦體,流行于兩漢。它有詩的韻腳,尚鋪張揚厲,司馬相如揚雄是代表作家。大賦善于鋪陳,體制宏麗;小賦善于抒情詠物,小巧清婉。史傳文學首推《史記》、《漢書》。司馬遷巨著《史記》以“略推三代,錄秦漢”為其內容,體大思宏、文筆生動。班固《漢書》的人物傳記也不乏佳作。政論方面賈誼晁錯等均有名篇。及漢室衰微,建安時代孔融王粲等七子并峙,三曹父子競起,詩文盛極一時。唯世積亂離,詩文于沉雄中多蒼涼悲慨之氣。建安文學的這些時代特征,被后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三國后期的正始文學,則有竹林七賢,其中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詠懷詩》成就最大。西晉太康詩人主要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云)、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他們大多追求辭藻的華美,開中國詩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風氣。魏晉時期,玄學盛行。到西晉后期這種風氣逐步影響到文學創作。晉室南渡(317)后,玄言詩賦流行,東晉(317~420)末陶淵明獨樹一幟,他的詠懷詩田園詩,大多自然真樸,言近旨遙,平淡而有思致,使他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魏晉之際,文學觀念也有所變化。曹丕《典論·論文》曾指出“詩賦欲麗”。陸機《文賦》也認識到文學創作中“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的形象思維的特點。

  魏晉以后產生的駢文,在南北朝達到全盛。它追求句式的整齊,強調對仗的工穩乃至音律的和諧,而不要求押韻。北朝號稱“文氣貞剛”,由南朝來北朝的庾信王褒都是著名的詩人和駢文家。庾信到北方以后寫的詩顯得蒼勁而沉郁,辭賦尤多名作,《哀江南賦》悲切感人可為代表。此外,北朝還有酈道元的《水經注》、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和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等散文名作。北朝樂府民歌較為剛健豪放,《木蘭詩》是其名篇。為后世傳誦的《敕勒歌》也是北朝民歌。南朝歷宋、齊、梁、陳四代,其樂府民歌主要分吳歌西曲兩部分,清新婉轉、本色自然,喜用諧音雙關隱語。南朝詩壇有山水詩的開創者謝靈運,以古樸活潑的樂府詩和擬古詩見長的鮑照,還有強調詩歌聲律的永明體作家謝脁沈約和以柔靡風格為主的宮體詩作家蕭綱蕭繹等。南朝辭賦以鮑照、江淹成就為高。駢文大家有鮑照、江淹、劉峻徐陵等,名篇則有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而劉勰的《文心雕龍》,體大慮周,論析精微,是中國古代文論史上最重要、最系統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此外,蕭統主持編纂的《文選》以“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選錄標準,是影響深遠的古代文章總集。而徐陵所輯《玉臺新詠》是漢至南朝梁代詩歌總集,保存了許多古代詩歌和樂府民歌的佳篇。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小說處于萌芽階段。代表作是東晉干寶的志怪小說集《搜神記》和南朝宋劉義慶所編的志人小說集《世說新語》。其中的許多故事流傳較廣,有些成了后世詩文中的常用典故。

  自先秦至兩漢,居住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多處在原始氏族社會階段,其口耳相傳的神話傳說和歌諺、咒語,因缺少文字記載,實際產生年代已難稽考。以漢文記載而留存的文學作品為數極少,僅有《越人歌》和《白狼王歌》等。但彝族于魏晉時代即有詩論,可見其詩歌創作的繁榮。這種詩論為畢摩大經師所作,有舉奢哲的《彝族詩文論》和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等(見彝族古代詩學理論)。

  有隋一代,國祚短促,在文學上紹六朝余緒,下啟唐代先河,無甚大家。唐代國勢強盛,文化繁榮,文學成就也高,詩歌尤其進入鼎盛時期,稱得起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據清人編纂的《全唐詩》及今人所輯《全唐詩外編》,唐代有詩人3,000多人,尚存詩歌55,000多首。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詩風清俊,陳子昂則質樸剛健,沈佺期宋之問的五七言近體詩標志著五七言律體的定型。盛唐之際,孟浩然王維的山水詩,岑參高適王昌齡王之渙邊塞詩等,已呈森茂恢弘氣象,而李白杜甫的詩歌創作,一灑脫奔放,一沉郁頓挫,雙峰并峙,使盛唐詩歌達到輝煌的境地,二人也成為冠絕千古的偉大詩人。中唐時,詩風又見百花齊放:大歷十才子清細精工;劉長卿等江南詩人清婉柔秀;韋應物和后于他的柳宗元則能“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與孟浩然和王維一起成為山水詩派的代表;韓愈孟郊賈島李賀詩奇險怪誕;白居易元稹卻尚俗務實;劉禹錫詩則取境優美、精練含蓄,自成一格。詩至晚唐則有杜牧的俊爽,溫庭筠的秾麗,皮日休的博奧等;李商隱的詩尤以感情復雜,意象迷離,結構婉曲,語言精美見譽。除詩歌外,唐代古文也很有成就,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針對南北朝以來盛行的駢文而發,主張恢復先秦和漢代散文內容充實、長短自由、樸質流暢的傳統,力圖掃除六朝綺靡的文風,影響深遠;蘇軾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唐代傳奇同魏晉南北朝小說相比,題材更為開闊,生活氣息也較為濃厚,篇幅加長,標志著中國古代短篇小說趨于成熟。唐代還有一種用于“俗講”的文體叫作“變文”。這種文體的特點是有說有唱,韻白結合,語言通俗而接近口語,題材多選自佛經故事,也有一部分講唱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在藝術上變文敘事曲折,描寫生動,想象豐富,對后世的小說、講唱文學戲曲文學都有影響。

  進入五代十國(907~960)時期,戰亂頻仍,社會動蕩,文學趨于萎縮,只有西蜀南唐相對說來較為安定。詞在晚唐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花間集》編于此時,收錄晚唐溫庭筠和由唐入西蜀的韋莊等人的詞作,形成所謂花間派,多以寫艷情離愁見長。南唐后主李煜拓寬了詞作表現領域,風格上有煙水迷離之致。他們為宋詞的興盛開辟了道路。

  唐以來少數民族文學中,突厥族的碑銘文學藏族吐蕃)的史傳文學都比較發達,主要歌頌君王和賢臣的功業。前者如《毗伽可汗碑》,后者如《巴協》。南方少數民族傳說已見有白族的《火燒松明樓》、彝族的《柏潔夫人》等。各族的敘事長詩也發展起來。以滇池為中心的南詔國則用漢文寫文學作品。南詔異牟尋留下《與韋皋書》和《誓文》;詩人楊奇肱等吸收中原詩歌的營養,作有反映田園風光、人文習俗和個人情感的詩歌。

  宋代是中國經濟、文化包括科學技術都十分昌明并居于世界前列的時代。活字印刷的發明更促使文學大范圍傳播。散文方面,北宋初,柳開首倡古文,稍后的王禹偁則在寫作上頗有實績,后穆修尹洙等也極力響應。至歐陽修出,文風平易暢達,有情韻之美,成為宋代散文的第一個大家。歐陽修所推薦和培植的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等人,多長于論說文,語言鋒利,恣肆縱橫;蘇軾的敘事紀游文有不少廣為傳誦的名作。宋詩具有議論化、散文化的獨特風貌,其整體成就雖不如唐詩,但對后世影響仍然很大。宋初詩歌多沿襲唐末詩風,以雕章麗句、好用典故的西崑體影響為最大。后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創作了大量的古體詩,詩風為之一變。至王安石和蘇軾則形成宋詩的第一個高峰,王詩長于議論,蘇詩超邁豪縱,觸處生春,富于創新精神。形成于南北宋之際影響十分巨大的江西詩派,以黃庭堅為首,強調“以故為新”,使宋詩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聲韻格律方面顛來倒去的形式主義道路。南宋陸游為代表的中興詩人,紛紛從江西詩派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建立起自己的風格。陸游平易的“從軍樂”,楊萬里“活脫”的“誠齋體”,范成大明白如話的田園詩,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平直質樸的詩歌,均能別開生面,寫下許多佳篇。宋代文學最為人稱道的是。據唐圭璋所輯《全宋詞》和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兩宋詞作有20,000余首,有名姓可考作者1,430余人。詞風之盛,可見大概。宋初詞沿襲“花間”余風,重要作者有晏殊張先晏幾道歐陽修等。第一位變革者和詞作大家是柳永,他作了大量慢詞,寫戀情和市井生活,對當時和后世都有很大影響。詞至蘇軾,“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卷四),以“豪放”見長。秦觀出于蘇軾門下,他的詞俊逸精妙。賀鑄的歌詞盛麗、妖冶、幽潔、悲壯,多種風格兼長。北宋后期,周邦彥兼采眾家之長,集其大成,促進詞體的成熟。李清照親身經歷由北而南的社會變革,歌詞的內容、情調,乃至色彩、音響,都隨之發生了變化,由明麗清新變為低回惆悵、深哀入骨。辛棄疾的詞有縱橫奔放的一面,又有圓轉秾麗的一面,體現了南宋詞的最高成就。姜夔長于音律,以江西詩派詩法入詞,別裁風格,自創一體。史達祖的詞奇秀清逸,吳文英主張詞要做到律協、字雅、味深長而意柔婉,張炎詞則“清遠蘊藉,凄愴纏綿”。而以市民為主要聽眾的“說話”的盛行,也標志著話本小說的興起。宋代雜劇南戲的誕生,則說明從唐代參軍戲以來,中國古典戲劇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并為元代雜劇的繁榮奠定良好的基礎。

  宋代文學批評在文論、詩論、詞論方面都比較活躍,尤其是詩論方面,產生了新型的文學評論形式“詩話”。第一部詩話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提出了“詩窮而后工”的著名主張。嚴羽的《滄浪詩話》具有比較完整的系統和綱領。嚴羽不滿意蘇黃以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詩風。他力主“妙悟”,創詩有“別材”、“別趣”之說。

  元朝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等成為雜劇名家,《竇娥冤》、《西廂記》、《墻頭馬上》、《漢宮秋》是他們的代表作。而語言比較通俗的散曲也取代詞成為元代詩歌的重要形式。現存宋元南戲劇目有238種。《荊釵記》、《劉知遠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合稱南戲四大傳奇高明的《琵琶記》則是南戲的高峰。元雜劇的繁盛和南戲的流行,為明代以后戲曲的興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元代的話本小說和宋代的話本合稱為宋元話本,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元代的長篇講史話本為明代長篇小說的產生,積累了藝術經驗。金、元時期以詩文馳名于世的少數民族作家有元好問鮮卑族)、耶律楚材契丹族)、薩都剌回族)等。而維吾爾族著名詩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創作于11世紀的富有哲理色彩的敘事詩巨著《福樂智慧》,蒙古族記載成吉思汗家族勃興歷史的《蒙古秘史》,藏、蒙古巨型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它們都稱得起是這一時期中華民族文學的瑰寶。此外還有維吾爾族英雄史詩《烏古斯傳》,納西族長詩《魯般魯饒》,傣族貝葉文學阿鑾故事”和藏族格言詩集《薩迦格言》等優秀之作。

  明(1368~1644)清(1644~1911)兩代分別由漢族滿族掌權,經濟、文化已經發展到封建社會的高峰期。在文學上,明初劉基宋濂高啟等略有成就。臺閣體出,歌功頌德之作多,抒發性情之作少。后來經歷李東陽為代表的茶陵詩派前七子的復古運動,復出現唐寅文徵明等吳中文人和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回歸于真性情的創作;尤其是歸有光,善于即事抒情,文筆動人,“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又倡導學秦漢之文,但他們的詩文成就不高。晚明李贄知識淵博,筆力酣暢,思想卓異,說理透徹,于文學批評大有貢獻,提出著名的童心說。當時還出現許多小品作家,他們的散文,題材多樣,形式活潑,盡管篇章短小,而無論是敘事抒情,說理談天,都信筆直書,流暢雋永,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公安派袁宏道兄弟則反對復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鐘惺為代表的竟陵派也主張詩文應為“性情之言”。他們頗多詠物和山水紀游的明秀雋永之作。清初詩歌創作比較活躍,詩派林立。由明入清的錢謙益主盟文壇50余年,創“梅村體”的吳偉業和倡導“神韻說”的王士禛,他們都有較高的成就。學人之文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黃文見識精深;顧文凝練勁健,顥蒼醇雅;王文則感情洋溢,恣肆縱橫,有大家氣度。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為代表,在傳記文學方面不乏佳作。清代中葉,詩壇上沈德潛提倡“格調說”,袁枚提倡“性靈說”,翁方綱提倡“肌理說”,分庭抗禮,各有從者。而方苞劉大櫆姚鼐桐城派散文家強調“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他們的文章結構嚴密,語言雅潔,有陰柔之美,其影響及于民國。

  明清文學的突出成就是小說,明代小說是在宋元話本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成書于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成書于嘉靖年間的《西游記》標志著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它們都是在長期民間傳說和民間藝人創作的基礎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寫定。明后期則出現由文人獨立創作、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描寫也更趨于細致的《金瓶梅》,明末的短篇小說則以馮夢龍輯纂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為代表,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清初小說中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較多,而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繼承了六朝志怪唐代傳奇的優良傳統,用純熟簡練的筆法,深刻而多方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是中國文言小說的最高峰。清前期的長篇小說《儒林外史》是中國古代諷刺文學的經典作品。《紅樓夢》則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清后期小說創作總體來說不如前期,呈現萎頓、沉悶的景象。明清兩代在小說理論方面也卓有建樹,以明代的李贄葉晝,明末清初的金圣嘆和清代的毛宗崗脂硯齋等為代表。

  明代戲曲包括由宋元南戲發展而來的傳奇戲曲和由金元雜劇發展而來的雜劇兩部分。傳奇作品眾多,而沈璟湯顯祖的傳奇創作分別形成了吳江派臨川派湯顯祖的《牡丹亭》標志著明代傳奇創作的最高成就。清代的傳奇則有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著名之作,各有成就。清代地方戲曲尤為繁榮,雜劇和傳奇的地位逐漸被來自民間的地方戲曲所取代。明清傳奇盛行時出現諸多聲腔,尤以魏良輔等改進的昆山腔最為著名。以昆山腔唱法演唱的戲曲稱昆曲,在中國戲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明清的戲曲理論也十分興盛,明代的徐渭王驥德,清代的李漁等都是重要的戲曲理論家。

  明清兩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作品則有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維吾爾族長篇敘事詩《世事記》和詩人納瓦依的名著《四卷詩集》、《五卷詩集》,還有哈薩克族英雄史詩《阿爾帕米斯》和敘事長詩《吉別克姑娘》,藏族史傳文學《賢者喜宴》和《米拉日巴傳及其道歌》,傣族英雄史詩《蘭嘎西賀》,滿族傳說《尼山薩滿傳》和赫哲族說唱文學伊瑪堪。此外尚有納西族東巴文學彝族經籍文學中的詠史詩訓諭詩等。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歷史進入近代。經歷不斷的戰亂和深刻的歷史轉型,中國文學從理論觀念到表現形式和傳播工具都產生了顯著的變革。龔自珍魏源作為思想家兼文學家首開革新風氣之先,馮桂芬王韜明確提出反對和拋棄桐城派古文,興起了一股創作新體散文的潮流。而在傳統詩文方面,則出現了“宋詩運動”和桐城派中興,曾國藩梅曾亮是重要代表。宋詩派至光緒年間(1875~1908)衍為同光體。近代前期的主要小說形式是狹邪小說俠義公案小說,如《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甲午戰爭以后,改良派的譴責小說盛行,有所謂清末四大譴責小說問世,即《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老殘游記》。辛亥革命后,則出現了鴛鴦蝴蝶派小說和黑幕小說,成就不高。近代文學革新呼聲的高漲則表現在甲午戰爭后,梁啟超大力提倡“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試圖突破文言的束縛,追求語言形式的通俗化,提高文學改革社會的功用,影響很大。他的新體散文成就突出。黃遵憲的“新派詩”和后來的秋瑾及南社中的柳亞子等人寫出了許多富有新的時代精神的詩歌。同樣在甲午戰爭后,戲劇改良運動興起,許多地方戲也參與進來。在外國文化的影響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話劇也開始興起。近代翻譯以嚴復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和林紓譯西方小說為代表,他們的譯作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近代文學理論以王國維成就最為突出,他不但開創了中國戲曲史的研究,而且把中國詩歌理論發展成完整的體系,以“境界說”為綱,有許多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見。

  從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文學走過不尋常的30年,進入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的階段。白話替代文言成為文學語言的主要形式,產生了不同于傳統文學的新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還引進和創造了散文詩報告文學電影文學等新的體裁;一些不同以往的鮮明的現代意識(個性主義人道主義等)和情緒體驗進入了文學。這一時期的文學,從理論到創作都比前代文學受到更多的外國理論和創作的影響,如唯美主義象征主義意象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等。文壇上先后出現眾多的文學團體,主張各異,流派紛呈,創作風格多樣,關于文藝問題的論爭紛起。

  現代小說不同于前代的文言小說和傳統的白話小說,多以普通人為描寫對象,與實際生活大為接近,具有現代民主主義的思想色彩,創作方法也較為多樣。此期間除了魯迅巴金老舍茅盾等小說大家的作品外,還有“五四”時期關注社會問題的“問題小說”,以郭沫若郁達夫為代表的帶有濃重主觀抒情色彩和自我寄托成分的創造社小說,20年代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濃郁的“鄉土文學”小說,30年代左聯和接近左聯的作家沙汀艾蕪蕭紅等人的小說,“京派”作家沈從文等內容恬淡、各具特色的小說,以日本新感覺派或歐美其他現代派小說為楷模的穆時英劉吶鷗等人的現代小說,以路翎為代表的七月派小說,以及張恨水錢鐘書張愛玲丁玲趙樹理孫犁等人的小說,均較有特色。新詩成為中國現代詩歌的主體。胡適劉半農等寫出第一批白話新詩后,冰心宗白華等人的小詩,晶瑩清麗,很有影響。以后有詩人郭沫若的顯露,湖畔詩社的出現。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社派,以李金髮戴望舒為代表的象征派,圍繞在《現代》雜志周圍的現代派詩人,漢園三詩人(李廣田卞之琳何其芳)均為世人矚目。臧克家艾青田間的詩,李季阮章競敘事詩等都各有成就。話劇在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中國后,成為中國戲劇文學的主要形式。現代文學史上出現了戲劇大家曹禺,以及洪深田漢歐陽予倩丁西林夏衍陽翰笙陳白塵于伶等劇作家。現代散文也卓有成就,尤其是魯迅的雜文。此外,還有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達夫等人的抒情散文,林語堂提倡的“幽默”、“性靈”和“閑適”的小品文,形成一時風尚。報告文學也在現代出現并臻于成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文藝工作不僅在思想原則上,而且在組織領導上都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直接領導下,與政治生活的關系比以前更加密切。1956年,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至1966年,在小說、詩歌、戲劇等方面,都出現了許多有影響的作品,如《保衛延安》、《紅旗譜》、《青春之歌》、《茶館》等。與此同時,文藝被泛政治化,一些文藝問題往往成為政治運動的導火線,在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文學觀、胡風文藝思想等運動中,都出現了這樣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極左文藝思潮登峰造極,文學藝術普遍受到摧殘,數年之間只有所謂“革命樣板戲”獨步舞臺,一些文學創作進入地下狀態。1976年之后,中國文學逐漸擺脫政治的沉重羈絆,文學的審美性被充分肯定,文藝本身的規律重新得到強調和尊重,久已隔絕的外國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重新發揮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力,中國文學創作日益顯現多元化的總體趨勢。當代文學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僅長篇小說的年產量就從幾十部上升到800~1 000部,成為人民共和國年代的突出文學現象。20世紀80年代,文學在反思歷史、啟蒙民智方面起過重大的作用。90年代以后,由于文化形態的多樣化,大眾文化的興起,文學逐漸退出了在社會精神生活中的顯著位置,而商業文化的崛起也促使一部分文學現象的商業化,傳媒手段的多樣催生了網絡文學等新的文學載體和傳播樣式的出現。

  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學更有飛躍的發展。各民族都成長起自己的作家群,創作了大批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作品,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為新的獨立的學科。

基本特點

  中國文學在長期的發展演變中形成如下一些顯著特點:

語言特點

  中國是有56個民族的國家,存在著眾多的民族語言和地方方言。由于漢字較早被創造,通過教育的普及和民族間的交往,漢語文字成為全國90%以上的人口所認同的語言符號。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漢語言和作為漢語符號的漢字則有更為明顯、更為獨特的表現能力。中國文學之所以呈現出今天這樣的面貌,與漢語言文字的下述特點密切相關。

  ①具體意象。漢字具有表意性特征。漢字自身的排列有時就可以引起某種具體的“意象”。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構成文學中一種獨特的審美效果,例如詩句字數的整齊劃一,駢賦中同形偏旁文字的運用。

  ②單文獨義,一字一音。漢字這個特點使得中國詩歌的音節變化有一整套獨特的規律,且在外觀上造成整齊對稱的形式美。中國古代詩歌是世界上最為精嚴的格律詩。

  ③四聲。詩歌體裁充分利用語言文字的四聲變化,產生節奏鮮明、抑揚頓挫的藝術效果。

  ④文言文與日常用語的分離。作為書面語言的文言文與日常口語不盡相同,這種特殊語言與日常用語長期分離,保持著官方語言的地位。影響到文學,出現文學在兩個不同軌道上運行的情況。比較一下宋元開始的古白話小說和文言散文,可以看出兩種文學體裁在語言上的差異。

文學觀念體系特點

  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以儒家學派為主體,并由此形成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一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為核心的入世思想;二是以“仁、義、禮、智、信”為標準的道德觀念;三是以“天、地、君、親、師”為序次的倫理觀念;四是以“允執其中”(《論語》)為規范的中庸哲學。受到傳統思想的支配,以詩文為教化的文學功用說成為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文學觀念之一,作品內容偏于政治主題和倫理道德主題。“經國之大業”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說法,一直被當作一種無可非議的文學旨趣。表現君臣遇合、民生苦樂、國家興亡、戰爭成敗、宦海升沉、人生聚散、綱常序亂、倫理向背等,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旋律。與上述內容特點并行的是“中庸”的美學追求,講求中和之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中國文人從古至今一貫強調文學的思想性和社會改造作用。詩言志文以明道是歷代中國思想家和文論家所傳承的至理,也是為歷代中國作家所服膺的名言。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兩家的思想體系是互相補充的。儒、道、釋三家也常常合流。儒、道兩家都求其身心內外和諧的價值觀,以及以“人生至道”為重心的結構體系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總體風格,但道家同儒家相異和對立的一面同樣給予中國文學以深遠影響。《論語》說:“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其中包含了后來孟子所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后來的儒家繼承兼善的精神,道家則本著“無為”之旨發展獨善的精神。兩種精神在中國文人身上表現為積極入世和消極避世的思想的交織,這在文學作品中體現極為鮮明。悲歌慷慨和憤世嫉俗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常有的心理狀態和藝術意念。同時,老莊思想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學的藝術形式,有兩個方面:①“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四十章》)。這些觀點揭示了藝術中“虛”和“實”、“無”和“有”的辯證法,指出“有生于無”。這對于形成中國文藝含蓄精練的藝術表現形態上的特點,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文學強調以虛寫實,以靜寫動,或以動寫靜的表現方法,善于創造“無聲勝有聲”的藝術境界。中國文人不喜歡纖毫畢現地直接描述,而把藝術感覺、藝術想象的空間留給讀者自己去品味和揣摩,追索那些不可言傳的“大音”、“大象”——美的極致。②“大制不割”(《老子·二十八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從表現形態上來看,“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是揭示出藝術以少勝多,無中生有的奧秘,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則是從另一方面把握藝術中的“有”和“無”的辯證關系。“不割”即強調一種自然的完整性,強調自然的純樸、素樸、渾樸。以形而上的道,來“法”形而下的自然,所強調的是一種“自然”的美。

文學體裁特點

  中國很早就有“詩言志”和“詩緣情”說。表現在體裁上,中國文學,尤其是古代文學,偏于抒情。而敘事文學,如果不考慮萌芽較早的紀實性的史傳作品,可以說興起較晚,也較不發達。中國抒情詩蔚為大觀,而敘事詩則不夠景氣。小說作為正統文士不屑一顧的“叢殘小語”,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才開始萌動。但真正具有小說意識——不是當作實際發生的真實,而是當作虛構的“逼真”和“如實”——是進入唐代以后的事情。長篇小說更是遲到明代才出現。中國的戲劇文學則不僅產生得晚,而且充滿濃厚的抒情氣息,格局近于抒情詩的聯綴。

  中國文學所表現出來的這些總體特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例如,現代文學中由于小說、戲劇受到重視,不再顯示出抒情勝于敘事、表現多于再現的特點。整個文學的思想傾向的變化更為明顯,古代文學中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已被現代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所取代。此外,文學理論由于接受外來的影響,已出現了許多有別于古文論的新的范疇和概念,語言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構成中國文學新的民族文學特點。

與外國文學的交流

  中國文學是世界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學之一,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產生過很大的世界影響。中國文學的對外影響,有一個從東方逐步擴大到歐洲最后到達美洲的過程。具體可分4個段:

  第一階段是唐代。唐代由于政治經濟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廣泛頻繁,中國以詩歌為主的文學也開始傳到國外,主要影響范圍是鄰近的日本朝鮮半島天竺(今印度)、大食(今阿拉伯)及東南亞各國。中國文學對日本的影響始于秦漢,唐代達到高潮,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詩人的詩作都為日本人所喜愛,影響最大的當屬白居易的詩。據《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當時傳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長慶集》(29卷)。平安時代的詩集與《和漢朝詠集》共收錄589首詩,其中白居易的詩就達137首之多。白詩不僅在日本宮廷中流傳,曾受到嵯峨天皇的激賞,宮廷女官紫式部所著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明顯地受白詩影響,貴族文人多喜歡白詩,而且白詩也為平民百姓所歡迎,《長恨歌》、《琵琶行》在日本幾乎家喻戶曉。其他方面,如南朝梁太子蕭統所編《文選》,在文藝思想和編選體例上也給日本詩歌總集《萬葉集》以影響。日本奈良時代的文學家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曾被派遣來中國留學,在唐生活50余年。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師),游學于唐,歸國時攜回大量中國書籍,其后撰著《文鏡秘府論》(6卷),將中國詩文作品、文學理論介紹給日本人民。

  第二階段是18世紀開始對歐洲的影響時期。近代西方人從《馬可·波羅游記》中開始對中國發生興趣,而正式把中國文化傳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來中國的傳教士,18世紀形成第一次熱潮。明末天啟六年(1626),法國人金尼閣把五經譯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此后,法國人宋君容曾譯《詩經》和《書經》、《易經》、《禮記》。馬若瑟(J.普雷馬雷)亦翻譯《詩經》、《書經》刊于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國通志》。這時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和寓言也開始進入歐洲。1732至1733年間,馬若瑟翻譯了元代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從18世紀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該劇又先后在英國德國俄國翻譯出版,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還將它改編成一個新劇本《中國孤兒》。此外,1761年,在英國刊印了第一部英譯的中國小說《好逑傳》。1781年,[德國詩人J.W.von歌德通過杜赫德的德譯本,了解到《趙氏孤兒》和《今古奇觀》中的4篇短篇小說及《詩經》中的一些詩作。同年,他嘗試將《趙氏孤兒》改為悲劇《哀蘭伯諾》。19世紀初,歌德讀了《好逑傳》并得出了“世界文學時代已快到來”的結論;而且他還受到清代小說《花箋記》、《玉嬌梨》的啟發,創作了組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歌德以中國傳奇、小說同法國詩人P.L.de貝朗瑞、英國小說家S.理查遜及他自己的作了比較。但總的來說,當時歐洲對中國文學的了解還是較為膚淺的。

  第三階段是對美洲的影響。中國文學在美洲產生較大影響始于20世紀10~20年代。這時中國詩的翻譯、模仿、評論大量出現在美國刊物上。被稱為美國現代詩歌之父的E.龐德,對中國詩含蓄、凝練、意象鮮明和情景交融非常崇尚,并從中吸收了有益的創作營養,他認為,在美國文學所受的外來影響中,“中國是根本性的”。蒙羅也把意象派意義界定為“對中國魔術的追尋”。龐德的長詩《詩篇》中有12章是以中國為題材的。1915年,他根據美國東方學家費羅諾薩的譯稿整理出版了譯詩集《中國詩抄》,收有《詩經》、漢樂府、《古詩十九首》中的詩以及郭璞陶淵明、李白的詩共18首。之后,他又翻譯出版了多種中國詩的譯本。

  第四階段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的現代階段,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現在。這個階段由于中西政治、經濟、文化已開展了全面的交流,中國文學在西方也得到全面傳播。一方面把代表中國文學較高水平的古典小說《水滸傳》、《紅樓夢》等翻譯出國,另一方面世界各國也將五四以后新出現的作家作品,例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大量翻譯介紹。僅魯迅的著作,就被40多個國家譯成70多種文字。魯迅生前,《阿Q正傳》在日本就有5種譯本,逝世后又有近10種新譯本。《阿Q正傳》傳到西方后,法國作家R.羅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隨著中國文學的廣泛傳播,其價值愈來愈為世界了解,世界文壇也給了中國文學以更高、更科學的評價。

  中國文學一方面對外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不斷地接受外國文學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第一次高潮是東漢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響。佛經的翻譯活動從東漢桓帝末年安世高譯經開始,魏晉南北朝時進一步發展,唐代形成高潮,北宋時開始衰落。無數自梵文翻譯過來的佛學經典帶有濃厚的文學色彩,如《六度集經》中的《遮羅國王經》、《馬鳴菩薩》本身就是傳奇性作品,而馬鳴寫過的《佛所行贊》和《美難陀傳》就是兩部長篇敘事詩。印度的兩大史詩之一《羅摩衍那》,其羅摩的故事也通過佛教經典介紹過來。由于佛經的傳入,佛經中的思想、語言、故事、音節都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影響,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觀念、新意境和新的用詞遣詞方法。佛經的傳入刺激了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唐代傳奇及元雜劇的故事發展。此外,唐代變文的產生、流行也與佛教有關。由于佛教詞匯的大量涌入,中國文學語法結構和遣詞用句的方法也發生了某些變化。漢語中反切四聲的確立,就是佛經影響的結果。中國最早的韻書是按宮商角徵羽五聲排列的,平上去入是西域輸入的技術,而平上去入的區別,則是因為當時轉讀佛經三聲,與印度古聲明論的三聲相符,和入聲相配,所以形成四聲。此外,佛經的文體特點,如不用之乎者也,不用駢文綺詞麗句,以及多倒裝句法,多提挈句法,句中段落中的解釋語,散文詩句的交錯等,也都影響了中國文學風格的變化。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影響的另一次高潮是鴉片戰爭之后。特別是19世紀末以后,由于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說大量的涌進,與此相應,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政治小說,一些翻譯家也大力引入外國小說。晚清時期,翻譯的國外小說達400種,僅翻譯的小說就有80種。僅林紓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與別人合作翻譯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時、挪威、希臘等國小說180余種。達1200萬字。這種翻譯介紹在五四運動前后達到最高點,其數量令人驚嘆,世界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幾乎都被介紹進來。中國文學因此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都受到震動。中國現代文學家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努力加以借鑒,使新文學步入了十分興旺發達的時代。20世紀以后,這種影響一直持續不斷,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才采取了全面封閉的絕對態度。文化大革命過后,繼續開放,又出現了新的高潮,這時期主要介紹20世紀世界文學新觀念和作家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