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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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書影

  國志》拼音sān guó zhì),二十四史之一。晉代陳壽編寫的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的紀傳體國別史,詳細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歷史。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陳壽曾任職于蜀漢,蜀漢滅亡之后,被征入洛陽,在西晉擔任了著作郎的職務。

  陳壽是晉代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三國志》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記孫權稱《吳主傳》,只有傳,沒有紀。

  《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繪制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非常生動。《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

  《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合稱“前四史”。

  《三國志》閱讀:>>> 三國志·目錄


簡介

  魏文帝黃初元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20—280年),是中國歷史上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期。《三國志》是記載這六十年歷史的比較完整的史書。唐代以前,本以《史記》、《漢書》、《東觀記》為“三史”,后來《東觀記》失傳(現存的《東觀漢記》是后人輯佚書),就稱《史記》、《漢書》、《后漢書》為“三史”,后人推重陳壽的史學和文筆,于是又加上《三國志》,稱為“四史”。

  《三國志》繼承《史記》、《漢書》而作,成書遠在后漢書以前。司馬遷的《史記》是通史體,班固的《漢書》是斷代史體,《三國志》把三國分成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斷代史中別創一格。

  陳壽死后約一百三十余年,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告成。一般注釋古書,大都專門注意訓詁,裴注的重點則放在事實的增補和考訂上,對于原文的音切和解釋并不詳備。裴注多過陳壽本書數倍,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余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注)。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并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侭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余”,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現在最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

  1.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

  2.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

  3.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

  4.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

  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

政治立場

  陳壽為晉代官員,故而尊被迫禪讓給晉的曹魏為正統。

  《魏志》中對魏國皇帝各立了本紀,且還為生前無帝號的曹操寫了本紀。而魏國稱王、稱帝、治喪等相關的文告皆闕,僅引用一篇較短的《漢獻帝禪讓策文》,其他的只能見于裴注。

  而相反稱帝了的劉備,則立篇名為《先主傳》,不直稱名諱,死時則使用與“崩”字同等地位的“殂”字。而劉備稱王、稱帝、治喪等相關的文告皆詳細記載,可能與故國情愫有關。蜀漢第二任皇帝劉禪,則稱《后主傳》。

  《吳志》中則稱呼吳國皇帝的名諱,如《孫權傳》、《孫亮孫休孫皓傳》,而現今則稱《吳主傳》、《三嗣主傳》則是后人所改的。孫權宣布稱帝,《吳主傳》中僅有“南郊即皇帝位”的文句,其登壇告天的文書,傳中也沒有著錄,只出現在裴注之中。

  同時為了尊重晉朝統治者,書中并未為被晉武帝司馬炎追謚為帝的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立傳記。此外,作者還略去了由于被曹操加上重大罪名而處死的知名人物孔融。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簡介

  《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壽事跡具晉書本傳,松之事跡具宋書本傳。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其書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硃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讬始於魏文,而讬始曹操,實不及魏書敘記之得體,是則誠可已不已耳。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為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為泰山伍伯,迎孫阿為泰山令事;此類鑿空語怪,凡十馀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殊為瑕類。又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故於魏志武帝紀沮授字則注“沮音菹”,獷平字則引續漢書郡國志注“獷平縣名屬漁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與楚戰筑甬道”,贅旒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屆字則引詩,綏爰字、率俾字、昬作字則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誨一篇,句句引古事為注至連數簡。又如彭羕傳之革不訓老,華佗傳之旉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少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間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繦字之類,亦間有之。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

裴松之作注

  東漢以來,受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崇尚簡約的潮流。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了內容簡略的《三國志》。陳壽治學嚴謹,收集來的材料凡是覺得可疑的,寧肯不用。陳壽死后百余年,三國史料大量出現。《三國志》內容精潔,三書很少重復,然南朝宋文帝認為太過簡略,故詔令裴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其所用方法,分析為六類:“一是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二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三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四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五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六是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

  裴松之作注所根據的史料,可考者多達二百四十余種,較《三國志》原書多出三倍。馬念祖編《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認為,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雖然一直有學者認為注文從真實性、分析水平上并未超過正文,但是裴注無疑為后世三國研究保留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宋文帝當時驚嘆為“不朽”之業,后代學者如北宋司馬光在五百多年后編寫《資治通鑒》時,所描寫《赤壁之戰》就是綜合陳壽《三國志》中各有關人物傳記和裴注所引的史料編撰而成。

裴注《三國志》目錄

  晉·陳壽 原撰 南朝宋·裴松之 注解


  卷一 魏書一 武帝紀第一

  卷二 魏書二 文帝紀第二

  卷三 魏書三 明帝紀第三

  卷四 魏書四 三少帝紀第四

  卷五 魏書五 后妃傳第五

  卷六 魏書六 董二袁劉傳第六

  卷七 魏書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卷八 魏書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卷九 魏書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卷十 魏書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卷十一 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卷十二 魏書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卷十三 魏書十三 鐘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卷十四 魏書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卷十五 魏書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卷十六 魏書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卷十七 魏書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卷十八 魏書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卷十九 魏書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卷二十 魏書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卷二十一 魏書二十一 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

  卷二十二 魏書二十二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卷二十三 魏書二十三 和常楊趙裴傳第二十三

  卷二十四 魏書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卷二十五 魏書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卷二十六 魏書二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卷二十七 魏書二十七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卷二十八 魏書二十八 王毌丘諸葛鄧鐘傳第二十八

  卷二十九 魏書二十九 方技傳第二十九

  卷三十 魏書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卷三十一 蜀書一 劉二牧傳第一

  卷三十二 蜀書二 先主傳第二

  卷三十三 蜀書三 后主傳第三

  卷三十四 蜀書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卷三十五 蜀書五 諸葛亮傳第五

  卷三十六 蜀書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卷三十七 蜀書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卷三十八 蜀書八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卷三十九 蜀書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卷四十 蜀書十 劉彭廖李劉楊傳第十

  卷四十一 蜀書十一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卷四十二 蜀書十二 杜周許孟來尹李譙卻傳第十二

  卷四十三 蜀書十三 黃李呂馬王傳第十三

  卷四十四 蜀書十四 蔣琬費祎姜維傳第十四

  卷四十五 蜀書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卷四十六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卷四十七 吳書二 吳主傳第二

  卷四十八 吳書三 三嗣主傳第三

  卷四十九 吳書四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卷五十 吳書五 妃嬪傳第五

  卷五十一 吳書六 宗室傳第六

  卷五十二 吳書七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卷五十三 吳書八 張嚴程闞薛傳第八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卷五十五 吳書十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卷五十六 吳書十一 朱治朱然呂范朱桓傳第十一

  卷五十七 吳書十二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卷五十八 吳書十三 陸遜傳第十三

  卷五十九 吳書十四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卷六十 吳書十五 賀全呂周鐘離傳第十五

  卷六十一 吳書十六 潘凱傳第十六

  卷六十二 吳書十七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卷六十三 吳書十八 吳范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卷六十四 吳書十九 諸葛騰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卷六十五 吳書二十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后人補充的志表

補志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及侯康《補三國藝文志》。

  洪飴孫《三國職官表》。

  洪亮吉《三國疆域志》、《補三國疆域志補注》。后有吳增僅《三國郡縣表附考證》、楊守敬《三國郡縣表補正》、金兆豐《校補三國疆域志》。

  王欣夫《補三國兵志》。

  陶元珍《三國食貨志》。

補表

  謝鐘英《三國疆域表》、《三國疆域表疑》。

  周嘉猷《三國紀年表》。

  謝鐘英《三國大事表》,張守常《謝鐘英〈三國大事表〉補正》。

  萬斯同《歷代史表》中有《三國大事年表》、《三國漢季方鎮年表》、《三國諸王世表》、《魏國將相大臣年表》、《魏將相大臣年表》、《魏方鎮年表》、《漢將相大臣年表》、《吳將相大臣年表》。

  黃大華《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

  周明泰《三國志世系表》,陶元珍著《三國志世系表補遺附訂偽》。

評價

  陳壽著《三國志》一書,受到大臣張華的稱贊,《三國志》在當時是私人撰述,陳壽死后,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

  缺點方面,《三國志》沒有撰述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和表,是個缺失。唐朝房玄齡撰寫的《晉書·陳壽傳》,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至于《三國志》對于晉朝皇室的敘述時有曲筆、粉飾,則屬事實,備受批評。

  宋代唐庚則批評《三國志》以“蜀”稱呼劉備、劉禪的政權,認為終此政權,自己從未使用過“蜀”字,而陳壽為了顯示魏晉的正統,故意使用蜀而不用其正式國號“漢”,是前所未聞的史家不書國號的怪例。并認為作者用意如此,則其書中褒貶也不可信。

  《三國志》魏志卷二十載有“曹沖稱象”的故事,清人何焯對此事表示懷疑,陳寅恪認為:《三國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雜揉附益于其間,特積象隱晦,不易發覺其為外國輸入耳。”不過這一質疑主要依據是清代、近代較片面的自然地理、生物學常識,就直接質疑成書與事件相距僅幾十年的《三國志》正文的記載。現代歷史地理學、生物學研究并不支持陳寅恪等人的這一理論。現代自然科學研究說明亞洲象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580年的活動北界在秦嶺淮河一帶,公元580年至1050年間的北界仍在杭州灣、錢塘江,即使晚到1450年其活動北界仍可以包括福建省內的武夷山。孫權接掌江東時就被朝廷封為會稽太守,東漢會稽郡轄境南括今天福建省三明市、漳州市、龍巖市、南平市等地區,發現大象是完全正常的。

影響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引用王沈《魏書》和魚豢《魏略》的資料,記載由中國前往日本這個“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的國家。全文總字數不過兩千字,卻是現存對于古代日本的情況最早的紀錄,是研究日本古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三國演義

  元人羅貫中在民間傳說、話本、戲曲的基礎上,依據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學和經驗,寫成影響巨大的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又名《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中的歷史事作和人物,大都是真實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內容和情節來自諸多傳奇、戲曲、民間說法。所謂“七實三虛”。但《三國演義》對民間的影響遠高于《三國志》。

  由于陳壽編著的時間距三國很近,《三國志》被認為是比較真實地記錄了三國歷史的史書。羅貫中編撰的小說《三國演義》便以此書為藍本。但同時應該注意小說演義與正史記述的不同,這使得人們對一些三國人物的印象和評價產生差異。